日本学者的会读与美国学界的经典导读，值得借鉴

治国学必须以研读经典作为基础，这是学者们的共识。黄侃先生曾对如何读书有许多精辟之言，如他说：“凡研究学问，阙助则支离，好奇则失正，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亦必如此，方有真知灼见。韩非有言：‘变业无成功’，此可为吾人讲学之鉴，看清一难懂之部书，可以读多数难懂之书。”^[1]只有在基本文献上下苦工，才能对传统文化有较为深刻的认识。清末民初的学人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在于他们本身皆邃于旧学，故一接触西方学术，便立刻会在知识上碰撞出火花，触类旁通，开辟出许多新的领域。而今之学者从小接受的便是西方的学术分类，对中国文化及学术没有切实的体会，在用西方的理论与观点来解释中国学术时常感牵强，难以深入，因此提倡国学必须重视对经典文献的研读。在这点上，日本学者的“会读”与美国学界的“经典导读（Great Books）”都值得借鉴。

日本的“会读”源于江户时代，是一种共同读书、集体研究的方法。石立善先生对此有详细的说明：

共同研究，在日本又称“会读”或“研究会”，即不同领域的学者汇聚一堂，定期地精读一本（一篇）有共同兴趣的原典。每人分担其中的一部分，先单独进行发表，其后是集体讨论。具体做法是：每一个发表者将搜集到的各种版本加以仔细的审核校勘，对原典一字一句精查出典，施以详尽的注释，翻译成日文（训读与现代语译），发表者在研究会上分发这些资料，以供讨论与批评。这一研究传统持续至今。这种研究方法，围绕着某一原典或某一主题，集个人的才智与集体的力量于一身，超越学际的极限，互补相辅，往往可以制成可信的定本与译注，从而形成精深而立体的研究成果群。这是一种提高汉语文献的阅读能力，鼓励埋头读书，培养年轻学者的研究体制。^[2]

美国大学里也有类似的课程，注重的是对悠久传统的继承与学生人格的培养。李若虹提到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中：(www.xing528.com)

研究人文学的学者没有不注重文本的：他们以虔敬的心情对经典文本进行理解、诠释、研究。柏拉图生活的时代早已过时，但是在大学的研究院部开《理想国》的课时，无论是资深教授还是研究生，对此书总是战战兢兢地带着虔敬的心来拜读，唯恐有误。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是这样，对中国的四书五经也是如此。我们并不是站在现代人的高度，带着现代人的傲慢之态来解读经典著作，而是希望通过对这些蕴藏着丰富文化资源的原著的诠释，得到智慧性的启迪。研究希腊历史或是圣经，都是对经典作一字一句的解读。……这些基本功的训练初看似乎非常笨拙，进展缓慢，但是天长日久，会读能储聚人文学的资本，挖掘很多传统文化的内在智慧。^[3]

这种摆脱功利性的集体阅读，有助于深入文本的内部，理解其内在逻辑，培育学生的人文精神。尽管日本的“会读”有些特殊的要求，如参加者要有独立研究的能力，还需要有一两位重量级的学者坐镇，^[4]而这些要求在大学教育中不一定都能实现，但其理念是可以学习的。国学教育应当先从夯实根基入手，否则一切高远的目标都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