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教育的转型：现代学术视野

如同大多数学术论文写作教材，选题、材料收集、研究综述、论述逻辑、注释规则等方面构成了本课程的主要内容。不过，笔者认为首先需要向学生疏通的问题是，以赓续中国古典文化、学问为志业的他们为什么要接受以西式论文规范为主的学术训练。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笔者告诉学生，王力先生谈及“学习和研究”的关系时曾言：“学习，是接受别人研究的成果。研究，是在学习的基础上，钻研和解决前人没有的问题。”因此，就学术探讨而言，“学习是手段，研究才是目的”。程千帆在《学术论文写作贵在创新》一文中强调，写论文的意义在于“其一，是为了检验自己获得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其次，是为了检验自己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的创新；第三，要对科学研究做出某些贡献”^[1]。那么，我们学术研究的成果又为什么要呈现为今天所见的论文体式呢？

在中国学术语境中，“论文”是一个相当晚近的概念。萧统的《文选》提到36类文章；刘勰的《文心雕龙》提到36种文体；南朝梁任昉《文章缘起》分84类；宋代吴敏德的《文章辨体》分54类；明代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分127种；姚鼎的《古文辞类纂》归纳有13类文体；曾国藩又将历代文章分为11类。但上述著作皆无“论文”这一文体。《辞源》中有“论著”“论辩”，但没有“论文”一词。

现今所谓“论文”，指进行科学研究和描述科学成果的文章，对应于英语中的“paper”“thesis”“dissertation”等词语。但在中国古代，“论文”同时出现时，其实是“论”与“文”两个词，意为交谈辞章、交流思想。在1905年、1907年的英中辞典里，“paper”还译为“论说”，此前依然没有“论文”这个概念。

因此，中国古代思想论说、学术写作的文体，与今日论文颇为不同。刘宁在《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中指出，经学注疏、子学著述，以及集部的“论”“辩”“策”“议”等文体，在中国古代集中承担了说理议论的功能^[2]（而某些史部要籍，对我们今天的史学论文也不无借鉴意义）。为何选择“论”来对译“paper”等舶来概念，许是因为在古代汉语中“论”与“伦”相通，有议论事理、论定次第之意，譬如先秦诸子已经用“论”名篇。《文心雕龙·论说》概括了“论”体的特点，“述经叙理”“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古文辞类纂序》说：“论辩类，盖源于古之诸子，各以所学昭后世。”中古时期，“论”又吸收了佛教的影响。在经、律、论三藏中，佛弟子及诸菩萨据经藏来解释经义、论辩法相的著作，梵名音译为“阿毗达摩藏”，意译即“论藏”。“论”因而成为高度思辨化的文体。(www.xing528.com)

而今天我们所遵循的论文体例更多的与欧洲17世纪以来的知识创新思潮密切相关。正如彼得·伯克（Peter Burke）指出，近现代的学术理想可谓“17和18世纪热望的惯例化”^[3]。至此，“new”等字眼才不带轻侮的含义，成为可喜之物，诸多发现、著作以“新”命名，如开普勒《新天文学》、伽利略《论两种新科学》等。欧洲人为了应对1680—1715年的“意识危机”，探索出两种可能性。一是几何学的方法，如斯宾诺莎《伦理学》书名页写有“乃由几何学的方法所证明”，数字、统计的使用，意味着追求不具人格、不偏不倚的知识理想，也与日后所谓的“客观性”有关。二是经验主义，古希腊人发明了“empirics”来指与“武断主义”相反的医学派别。从希波克拉底到盖伦，医师比较注重单独事项的真知，他们根据“征候”诊断疾病。16世纪以后，由医学到历史学，单独事项逐渐受到重视，细节是导向较大事物的线索。如果说医学是重建知识结构的一个模型，另一个模型则是法庭——律师和历史学家的工作。“证据”（evidence）一词出于律师之口，“研究”（research）源自法庭的搜寻与查究，“fact”用于法庭上。当历史学家和自然哲学家拿自己的工作与法庭相比时，这些词汇才进入历史和科学论著。这便牵涉论文写作的论证方法——研究一个问题要先提出论点（arguments），然后用材料来论证（verification）。

知识的选择、组织和陈述不是中立和无价值观念的过程。相反，它是由经济、社会及政治制度支撑的世界观之表现。近代中国的“国学”，总体上是作为“西学”的对照概念来使用的，是在西方文化传入、近代教育体制建立后，相对于西洋学术而言的、中国本有的学术文化，又是现代人研究过去中国历史材料的一个系统。这种定义既包含了维护本己文化的愿望，但同时也意味着发觉了自己的局限。清末民初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转型时期，不仅有新名词、新术语等内容转型，还有学术研究方法、立场、观点、内容等范式的转变。是什么共同因素决定了共同体内部专业交流不成问题、专业见解一致？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指出，是“一种范式”或“一组范式”，它由不同的承诺和实践所组成^[4]。因此，近代以来，以逻辑化和体系化为核心的论著与论文，全面取代传统思想文体形式。西方知识的涌入，不仅带来原创性的知识，还携来了它创造这种知识的规则——学术规范。

然而，学生的反思精神必须被培养，因此再次发问：现代学术规范能不能把中国传统学术全部“安顿”妥帖？西洋近代以来的学术分类难免根据于西方的历史文化经验，如果以之为绝对的标准或普遍的模式，去规范我们这种非西洋的文化经验时，就难免遇到削足适履的危险。况且，借用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话来说，西方的学术传统是一种“被发明的传统”，我们不能视作理所应当。西方内部对近现代学术研究也不乏反思，例如美国文化史家雅克·巴赞就认为科学对大学教育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巴赞声称现代科学虽然是人类心灵最了不起的成就，但哪怕一丝的机械科学主义都会带来有害的结果，其巨著《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正文通篇未见脚注。那么，国学班学生对现代学术规范是亦步亦趋？还是有相当大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如何承续传统？又如何尽量通约？在此，梁启超所谓“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颇具指导意义。当前过度追求国际接轨，过于依赖西方解释体系。仅趋慕西学新学者，大抵追随人后，易失之浅；而仅株守中学旧学者，不免闭门造车，易失之陋。唯有抱负西方知识背景，而立足中国古典学问，兼具新眼光与旧传统，始能突过前人，建立起既是中国的也是现代性的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