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教育的历史背景、脉络与教学宗旨

四书系统由《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种经典所构成，是宋代以后儒学与中国文化的主要经典系统。在四书系统之前，儒家尚有五经或六经的系统。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经典，由于《乐》或本无其书，或本有而失传，所以汉代之后，儒者往往研习五经。六经或五经的系统，大体是经过孔子所整理、编定、阐发并流传下来的；解释和阐发五经的文句与脉络的学问则称作经学。但是，到了隋唐时代，儒学往往沦为做官的敲门砖，而不是提升自我生命与存在价值的思想思源；同时，当时的儒家士大夫中的很多人甚至认为佛学、禅宗才能给人提供相关的思想资源。因为有这样的背景，加之五经系统本身较为庞杂，所以五经系统随着儒学的衰飒而难以构成与佛、道相抗衡的儒家经典系统。有鉴于此，两宋理学为了对抗佛道二教特别是佛教的形上学的挑战，重新塑造了自己的经典系统，这就是四书系统的缘起。根据理学的理解与阐发，一方面，四书系统与宋明儒学的“道统”观相关联起来，《论语》代表孔子之学，《大学》代表曾子之学，《中庸》代表子思之学，《孟子》代表孟子之学，而孔、曾、思、孟这一脉络则是宋儒所构想的道统之所在；另一方面，四书系统在内容上要较五经系统更为精要，兼且四书系统能够发明天道人道以及天人互动的道理，彰显出“天道性命相贯通”的境界，这无疑可以与佛教的形上学相抗衡。根据上述两方面内容，宋明理学成功地重塑了儒学的经典系统，通过其道德的形上学而抗衡佛道，成为新时代的价值与思想导向，并最终磨合凝聚成为中华文化活的精神。让学生明确这一历史性的背景与脉络，是本课程教学的宗旨之一。

本课程的另一个教学宗旨，则是要启发学生理解到四书的内在精神，以及这一内在精神的价值与意义所在。根据笔者的理解，四书系统具有一以贯之的内在精神，这就是“仁”。仁体现为一个人内在的仁道、仁爱、仁心、仁德。从实际上说，仁的精神是一种心灵对自己与他人、他者乃至整个天地宇宙的一体感通状态的自觉作用。简言之，仁的精神就是心的感通。仁心的感通包括自我的身与心的感通、自我与他人的感通、自我与天道的感通。^[3]这种仁心的感通作用，是要从自我的身与心的感通而做起的。孔子所说的“己立”“己达”“为己”“反己”就是要达致自我的内在生命的一贯与感通，从而养成人格、挺立主体、自树自立。同时，因为己立、己达能够达致自我的生命、身心的感通，在这个状态中，仁心通过感通而呈现出来，这种仁心的感通肯定不会局限在一己的身心之内，而必定是要由内而外、从己及人地推扩、伸展、弥漫出去的。因此，仁者不但能够立己、达己，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地能够立人、达人。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因此，仁爱的精神，不但体现为自我身心的融贯与感通，而且也体现为自我与他人、他者的感通作用。据此，孔子认为仁的精神，可以体现在“仁者爱人”“忠恕之道”“推己及人”等道理上。忠是忠于自己、通透自己、尽己本分；恕则是同情共感、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爱人如己。可见，仁爱的精神不但能够立己、达己，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立人、达人。最后，仁爱的精神本着其感通之道，不但能够达致自我生命、自我与他者的感通，而且最终能够达致自我与天地、天道的感通。这是因为，仁心的感通是无限的，仁爱的精神永远不会封闭自身，而必定通达至无限无穷之境。中国哲学通过“天道”或“天地”的说法，来表达终极的无限无穷的境界。因此，仁心感通最终必然会引致自我与天道、天地的一体感通。一个人的德性修养工夫越深厚，他的仁心感通作用就会越深广，他的心灵就越体现为天地之心、天道之常。所以孔子往往说他自己是“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因此，在孔子身上，仁爱的精神体现得最为充分，他充分展示出自我身心的感通、自我与他者的感通、自我与天道的感通这三方面。而本课程的教学宗旨，就是要将仁爱精神的这三方面及其关系阐发清楚。

笔者认为，本课程除了应该将仁爱精神的上述三方面结构疏通清楚之外，还应该阐明仁爱精神的意义与价值。笔者在讲授的过程中，倾向于通过“轴心时代”的背景作出说明。根据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观点，世界各大文明如古希腊、古印度、古中国等等，几乎都在大约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同时形成自身文明的突破。对于这个有趣的文化现象，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研究成果。笔者采取并引申一位犹太裔学者的理解^[4]，他认为在轴心时代，不同的文明，其文明突破的方式与表现确实是各有不同，但是它们之间尚有一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它们各自都形成了“第二序思考”（second-order thinking）或者“对思考的思考”（thinking about thinking）。所谓第二序思考，就是对原来所思考的东西，再作深一层、高一层的系统思考。例如，古希腊文明素来重视自然、思考自然，但在轴心时代，思想家们不但重视和思考自然，同时更进一步思考为何会有自然、自然之所以为自然的特征何在。这就成为古希腊时代文明突破的原因所在。相对于古希腊对自然的重视，东方的古印度与古中国都特别重视人的问题，不过两者对人的侧重有所不同。古印度素来重视与思考人的痛苦问题，但是到了佛陀，则进一步思考和探索人之所以有痛苦及其所以得以离苦得乐的根据所在，这也是一种第二序的思考。而古中国也重视人的问题，但它对人的重视与思考，并非如古印度一般首先从负面意义也即痛苦的角度来展开的，而是重视人的正面的生命与生活之道，也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但是，只有到了孔子，中国文化才进一步思考人之所以能够正面践行生命与生活之道的根据所在。这个根据就是每一个人，都内在地蕴涵着仁爱的精神。仁爱的精神能够立己立人、达己达人、下学上达、通于天道。“仁”与“人”是内在相通的。正如《礼记·中庸》所言，“仁者人也”，在儒家看来，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草木的根据，就在于人能够自觉地保持与践行仁爱的精神。这种对人之所以为人的界定，构成了儒家以仁爱精神为根本的人道之学。四书系统的核心，其实就是要从不同的角度发挥“仁者人也”的重要思想与价值。这样的思想与价值，当然具有普遍性、永恒性的意义，在现代社会也肯定不会过时，并有其积极的作用。(www.xing528.com)

四书系统重视人道并将人道的根据归于仁爱的精神，塑造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特色，但是这并非很容易被人们所透彻理解。本课程在阐明“仁”的精神是四书的核心的过程中，仍需要讲述和讨论这一内容的真实意义所在。笔者推荐选修此课的同学阅读唐君毅的《孔子与人格世界》一文。此文将孔子与不同的人格作出对比，他认为孔子以及儒家圣贤是圆满型的圣贤人格，而佛陀、耶稣、穆罕默德、武训、甘地等则是偏至型的圣贤人格。此文更指出，所谓圆满型的圣贤人格，就是这种人格能够达致“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5]“中庸”为平常之意，儒家重视人道，强调现世的修身、生活、伦理、政治的正面意义，显得很平常，这可以称作“道中庸”。但是，儒家强调人道的根据在于仁爱，而仁爱则体现为心灵自觉性的感通作用，而这种感通作用是无限的，也即上文所说的自我与天道的相通，因此，仁爱的精神是既中庸又高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一般人往往是中庸而不高明，而中外的许多圣贤型人格的人，却又高明而不中庸。这都不是孔子儒学与四书系统所要充分肯定的。正因为孔子儒学具有“道中庸”的特色，所以人们往往以为这太平常；又因为其具有“极高明”的向度，所以人们往往难以真实理解到四书系统的精深之处。在教学的过程中，讲者如果能将这一点阐明，则学生对于四书的理解将更到位。

笔者认为，上述两方面的宗旨，都可以贯彻到整个四书导读的课程中去，使得这个课程的内容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同时也能够深入地引发学生对于四书与中国古典的浓厚兴趣，因为上述内容都是相当切身的，具有指导与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