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人文科学概论课程在全国高校中开设时间较早,其讲授思路、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完全是李维武先生在教学中逐渐摸索而来。经过20多年的建设,课程已经形成了以文化哲学的授课思路、专题模块的授课结构以及与时俱进的授课内容为核心的三大特色。
第一,课程建设始终坚持以维科开启的文化哲学传统来理解和说明人文科学。早在开课之初,李维武先生就明确指出:“这门课程实质上是一门哲学课。”[1]这是因为,这门课程是对人文科学的总体说明,实际上是为理解人文科学提供一种思维框架。这一工作始终为哲学家所关注,现代哲学家们更是不断深化和拓展对人文科学所作总体性的说明和理解。以狄尔泰、李凯尔特、胡塞尔和卡西尔等为代表的一批德国哲学家在构建人文科学思维框架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而他们的先驱,则是开创了文化哲学传统的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科。这门课程就是沿着维科开创的文化哲学传统来理解和说明人文科学的。在维科看来,科学可以划分为“自然科学”和“人类科学”两类。前者是人类知识发展的基础与早期产物,后者是人类知识发展的末梢与后期产物。维科认为,两者相较而言,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这是因为人类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民族世界,“这个民族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面貌必然要在人类心智本身的种种变化中找出。如果谁创造历史也就由谁叙述历史,这种历史就最确凿可凭了。这种情形正像几何学的情形。几何学在用它的要素构成一种量的世界,或思索那个量的世界时,它就是在为它自己创造出那个量的世界。我们的新科学也是如此(它替自己创造出民族世界),但是却比几何学更为真实,因为它涉及处理人类事务的各种制度,比起点、线、面和形体来更为真实。”[2]在这里,维科所说的新科学就是研究民族世界的人类科学。作为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人类科学,它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同时也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这个研究方法被维科称之为“诗性智慧”或“诗性逻辑”。“诗性智慧”或“诗性逻辑”就是诗的逻辑或想象的逻辑,它是与归纳逻辑截然不同的属于人文科学的方法。维科开创文化哲学的意义就在于发现并构造出了自然科学以外的属于人文科学的逻辑。这种人文科学的逻辑和文化哲学的传统也深刻影响了武汉大学人文科学概论课程的建设。在教学中,李维武先生不是采用下定义的方法来说明什么是人文科学,而是从学科定位入手,通过考察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三者的关系来确定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自在科学中的位置及其相互间的区分,进而说明什么是人文科学。在区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后,还进一步说明了人文科学的基本作用和构成要素,并且在梳理东西方人文科学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总结了人文科学的价值和特点。
第二,课程建设始终坚持以专题模块进行组合的授课结构。在教学实践中,李维武先生将整个课程设计为若干专题模块,根据实际情况分专题进行授课,便于把握授课的重点和节奏,提高授课的效果和质量。总体来看,整个课程的专题模块设置为如下几个方面:(1)“什么是人文科学”,主要讲授人文科学的学科定位、基本作用和构成要素。(2)“西方人文科学的形成与发展”,主要追溯到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讲授西方人文科学发生发展的过程、西方人文精神的确立和西方人文科学方法的形成。(3)“中国人文科学的形成与发展”,涉及人文科学的多源性与民族性,讲授中国人文科学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国古代人文科学的特点、中国近现代人文科学的诞生。(4)“人文科学的价值”,把人文科学的价值看做是一个历史范畴,讨论人文科学的基本价值、非基本价值以及人文科学价值域的放大和缩小问题。(5)“人文科学的特点”,强调人文科学有自身的特点,把人文科学的基本特点概括为个性化、民族性、超越性、非实证性和历史积淀性等五个方面。(6)“人文科学的方法”,认为人文科学有自己的独特方法,不仅有研究方法,还有表达方法和评价方法。其中,研究方法归纳为解读文本、理解对象和体验生命。表达方法归纳为逻辑的表达方法、历史的表达方法、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表达方法、文学的表达方法。此外,还注意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对人文科学方法的影响。(7)“人文科学的思、史、诗”,主要讲授人文科学中的哲学味、历史感和文学性。(8)“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既讲授人文科学对自然科学的作用,又肯定自然科学对人文科学的影响,还探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沟通和交流。(9)“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讲授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交叉学科。(10)“人文科学与现代社会生活”,重点梳理人文科学与经济生活、网络世界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强调人文科学应该在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和引导中发挥作用。(11)“武汉大学的人文科学传统”,强调武汉大学有着人文学科的办学传统,有着一代代作为大学教师的人文学者的长期不懈努力,有着由此而形成的人文理想、人文追求、人文风气,因而在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岁月里形成了自己的人文传统。上述这些专题模块组成了课程的核心部分,是课堂讲授的主要方面,完整刻画出人文科学的轮廓样貌。(www.xing528.com)
第三,课程建设始终注意在授课内容上不断调整、充实,做到精益求精、与时俱进。武汉大学人文科学概论课程是常讲常新的,这里的“新”,指的就是在授课内容上总能接地气、出亮点、有新意。李维武先生每次授课前都会对讲义进行调整完善,根据不同授课对象适时补充材料和更新内容,对用于教学的幻灯片也是精心准备,力求尽善尽美。在参考文献的引用上,既注意援引国外学者的经典文献,如维科的《新科学》、狄尔泰的《人文科学导论》和卡西尔的《人文科学的逻辑》等,也关注国内的各方面文献,包括报章杂志上有关人文科学相关的最新报道。例如,在讲授人文科学与现代生活,特别是人文科学与网络世界的相互关系时,李维武先生引用《中华读书报》刊载的《英国力压短讯古典文学名著》来说明网络语言对人文科学的挑战不仅是汉语面临的难题,也是英语面临的难题。这篇文章称:英国一家电信运营商将一批古典文学名著压制成了手机短信,以帮助高中生在复习课业时加深记忆,其中就包括莎翁名剧《哈姆莱特》,哈姆莱特那句伟大的独白“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被压制成“2b?nt2b? ???”,让不了解网络语言的人费解之至,也使莎士比亚的原著意境受到损害。李维武先生在讲解这一部分时,专门提到此事例,认为在规范网络语言、处理好两种语言的关系方面,人文科学,特别是语言学应当发挥积极作用。他指出:“这种作用的发挥,不仅在于语言学家们撰写文章、开展讨论、发表意见、提出建议,而且还在于语言学家们要参与到国家的立法中,建立起有关语言文字的法规,通过立法来保证语言文字的规范使用。尽管人文科学的这种作用在今天发挥得还十分有限,但可以预见,人文科学将在不远的未来对网络语言发生更为深刻、更为有力的影响。”[3]除了注意利用多种文献资料,李维武先生还把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将自己的科研成果融入教学内容之中。例如,在讲授武汉大学的人文科学传统时,李维武先生就综合了自己关于人文科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多方面成果,将包括《大学人文教育的失落与复兴》《王星拱与20年代经验论科学主义》《李达所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特色的性格——为纪念武汉大学校庆110周年而作》《武汉大学与20世纪20年代中国哲学——王星拱与〈科学概论〉》《武汉大学与20世纪20年代中国哲学——范寿康与〈中国哲学史通论〉》《萧萐父教授大学毕业论文发现记》等在内的多篇论文有机地融入其中,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受到学生的肯定和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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