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国学专业课程体系的初步设计

2002年春，武汉大学正式成立国学班，开始在本科教育中建设国学专业。武汉大学的国学专业主要由当时的人文学院推动，人文学院下辖文、史、哲、艺四个系，国学专业的骨干教学力量也主要从上述四个系原有的老师中选聘。国学专业的学生则是通过二次招生的方式，面向全体在校的一年级（2001级）学生公开招录。经过笔试、面试等环节，最后从上百位报名的同学中录取16名同学，组建首届国学班，仍作为2001级。

其实，在国学班设立之前，武汉大学已经有了历史专业基地班、哲学专业基地班以及综合性的人文科学试验班。那么，为什么还要新建国学班呢？国学班与原有的这些人文学科专业有哪些区别呢？上述问题的答案直接决定了国学班设立的目的以及国学专业课程体系的设计理念。

1.针对的问题

在武汉大学国学专业申报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成果总结报告》中，明确阐述了创建国学班的初衷：“对旧有的大学文科教育模式的反思与批评。在长期从事大学人文学科教学工作的实践中，我们注意到中国大陆现有的大学人文学科的教育思想和培养模式存在一定的弊病。具体表现在：一方面照搬原苏联的模式，形成‘概论加通史’的大学文科课程体系；另一方面受西方现代学科体系划分的影响，不按照某些学科的自身发展规律与特点，而是将大学人文学科硬性划分为文、史、哲、艺等条条块块。这样的课程体系与教学模式既不可能培养出能接续传统的具有原创力的专才，也不可能培养出博通文史哲知识的综合型通才。因此，改革旧有的大学文科教育模式、开展国学教育刻不容缓。……国学班的创建，可以看做是对现有分科式的西化教育体制的补充和完善。创建国学班的初衷，就是要继承武汉大学历史上的国学传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改变时下我国大学文科教育分科太细和不重视原著经典的状况，强调文、史、哲、艺的综合，强调原著经典的研读，强调本土性与世界眼光的结合，创造文科教学的新模式，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摸索出一套有效的大学文科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高素质的国学专业人才。”^[2]

简言之，之所以创建国学班，主要是针对现有大学人文学科专业存在的两个弊端：第一，对原著经典缺乏足够重视，仅满足“概论加通史”式的理论灌输；第二，按照文、史、哲、艺的分类硬性切割传统人文学，形成了一些学科壁垒和狭隘学科意识。这两个弊端违背了人文学的内在规律，对人文学的发展极为不利。

就第一点而言，我们以《史记》的学习为例：如果学习者完全没有读过《史记》的原文和重要注释，仅仅掌握了有关《史记》的一些基本的理论，如“《史记》的作者是汉代的司马迁”“《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共有130篇，包括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等等，应该说，这些知识都是正确的，也能够帮助学习者顺利地通过考试，甚至拿到高分。但是，这显然不能算“学过《史记》”，更谈不上在学习基础上做出原创性的研究与实质性的推进。中国传统学术强调厚积薄发，如果一味走捷径、抄近路，完全忽略沉潜式的原著经典学习，结果只能是隔靴搔痒、贻笑方家。

至于第二点，我们不妨以传统儒家的“六经”为例。古代儒生的经学研究尽管也有种种弊病，但大体上均采取综合式的研究方式，从考据、辞章、义理诸方面对“六经”（汉代以后为“五经”）做全方位的研读。但这一状况在清末被中断。正如蒙文通先生所言：“自清末改制以来，昔学校之经学一科遂分裂而入于数科，以《易》入哲学，《诗》入文学，《尚书》《春秋》《礼》入史学，原本宏伟独特之经学遂至若存若亡。”究其根源，“殆妄以西方学术之分类衡量中国学术，而不顾经学在民族文化中之巨大力量、巨大成就之故也”。其实，“经学即是经学，本为一整体，自有其对象，非史、非哲、非文，集古代文化之大成，为后来文化之先导也”。^[3]时至今日，将“五经”生硬地隔裂分属文、史、哲等不同学科的状况并没有大的改观，这也造成了很多问题。如《周易》归入哲学学科，固然其义理得到重视，但其文法结构、史料背景则被轻忽。再如《春秋》被归入历史学科，史料源流因之而彰显，但是今文经学家所看重的“微言大义”几乎被舍弃；而历史上影响巨大的公羊家的“三科九旨”等诸政治学说，更是被视作荒诞不经的澹妄之言。如此种种，显然不利于全面、客观地阐发传统典籍的价值。

2.课程体系设计

武汉大学设立国学班、建设国学专业，正是针对上述问题，在与已有的文、史、哲各专业相配合的前提下，进一步相区别、相补充，强调文、史、哲、艺的融合，强调原著经典的研读，强调东西对比、史论结合、综合创新，探索传统人文学科人才培养的新模式。而国学专业的课程体系设计正是服务于这一目标。如表1。

表1　武汉大学国学专业课程体系方案第一版（2001—2005级）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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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显示，武汉大学国学专业课程体系方案（第一版）主要包含五大类课程，具体如下：

第一类课程为公共基础课，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法律基础”“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体育”“军事理论”“大学英语”“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等12门课程。

第二类课程为通识课，包括武汉大学全校通识教育选修课总表中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数学与自然科学、中华文明与外国文明、跨学科领域等五大类，最低修满12个学分（6～8门课程）。

第三类课程为经典研读课，包括《四书》《老子》及《庄子》《左传》《诗经》（附《楚辞》）、《史记》《周易》《国语》及《战国策》《荀子》《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唐诗与宋词、《资治通鉴》等12门课程，内容涉及传统文、史、哲领域的代表性原著典籍。

第四类课程为语言及文献基础课，包括“文献学及目录学”“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雅学研究”“清代小学研究”“近现代语言文字学”“语言学概论”等8门课程，内容接近传统小学文献，同时加入近现代语言学成果。

第五类课程为理论及专题研究课。包括“国学通论”“中国史专题”“世界史专题”“中国哲学史专题”“中国文学专题”“儒学专题”“道家专题”“佛学专题”“外国文学”“西方哲学”“逻辑学”等24门课程。

通过深入分析，我们发现：

第一类和第二类课程，实际上与武汉大学其他专业的要求是一样的，因此并不能体现国学专业的特色。

至于第五类课程，尽管罗列的课程门数最多，但多为选修性质。结合实际开课情况看，受师资力量的限制，相当一部分课程从未开设过。即便已经开设的课程，无论是配套的学分、学时，还是同学们的重视与投入程度，都是相对较弱的。而且，各门课程之间的联系性比较薄弱，无法形成有分量的课程组合。

所以，该课程体系的重心是第三类课程和第四类课程，即“经典研读课程”和“语言及文献基础课程”。从形式上看，对于这两类课程，无论在教师选聘上，还是在开课时段、学分学时配套等方面，均优先安排。从同学们的重视与投入看，国学专业学生的绝大多数学习精力都被用于这两类课程。此外，这两类课程内部的诸门课程之间，往往能相互启发、彼此支撑，形成若干有分量的课程组合。

应该说，这种突出“原著经典”、突出“小学训练”的课程体系设计，体现了设计者试图克服现有人文学科教学之弊端的努力。

该课程体系从2002年开始使用，用于自2001级至2005级这五个年级的国学班学生的培养中。

3.达到的效果

2006年，当时的武汉大学国学教研室对近五年来国学专业课程体系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总结与反思。

从国学专业课程体系取得的成效来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学生们很熟悉文史哲领域主要的原著经典，已经初步形成了“从原典出发”的研究习惯。第二，学生经过了音韵、训诂等系统的小学训练，具有了较强的文献辨析能力，尤其对细节的掌握能力突出，甚至不弱于文学院的文献学专业和古汉语专业，这使得他们在理解古代文献典籍时，已经不满足于“百家讲坛”式的浮泛讲法，而是希望能够通过“传”“注”“集解”“正义”等，深入文献内部。第三，很多学生由此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对传统文化与学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倾向于继续攻读相关专业的硕博士研究生，以研究与传承国学作为自己的事业。由此可见，国学专业的新课程体系通过五年的试行，注重基础性与原创性，已经基本实现了设计者最初的目的。

但是，新课程体系方案也暴露出一些严重的问题。这促使设计者们开始着手对这一课程体系进行了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