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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评价方式的突破和转变:个性化教育内涵提升的实证研究

时间:2023-11-2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教育评价的系统性影响往往直接决定着学校的实际办学取向和行为。个性化教育改革,不仅需要从观念上转变学校和教师的教育理念,更需要通过评价内容和评价方式的变革,引领学校和教师教育行为的彻底转向。因此,长效机制建设的关键,应该是评价方式的突破和转变。不过随着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标志的高中教育改革的全面推进,整个社会对人才培养模式与人才培养观念的认识正在逐步发生转变。

关键是评价方式的突破和转变:个性化教育内涵提升的实证研究

教育评价的系统性影响往往直接决定着学校的实际办学取向和行为。个性化教育改革,不仅需要从观念上转变学校和教师的教育理念,更需要通过评价内容和评价方式的变革,引领学校和教师教育行为的彻底转向。因此,长效机制建设关键,应该是评价方式的突破和转变。

目前,虽然包括区域和学校在内,都开展了一些从内容到形式均有别于以往教育评价的尝试和探索。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些转变一方面并未涉及学校教育的核心领域,另一方面也未对学校教育教学带来太多实质性的影响或利害性的结果,因此其产生的改革效用自然也就十分有限。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在整个社会氛围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学校所面对的外部评价环境依然十分严峻的当下,要想依靠内部评价方式转变来带动整个学校办学价值取向的彻底扭转,显然是不切实际也是困难重重的。不过随着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标志的高中教育改革的全面推进,整个社会对人才培养模式与人才培养观念的认识正在逐步发生转变。尤其是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推行,在极大程度上冲击着传统的“唯分数论”,从而为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成长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然而,如何用好这样的改革红利,以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个性化教育改革,就成为继续深化改革的又一考验。

本章案例及素材提供单位: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上海市市西中学、上海市民立中学、上海戏剧学院附属高级中学、上海市第一中学、上海市静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上海市静安区业余大学、上外静安外国语小学、上海市爱国学校、上海市万航渡路小学、上海市陈鹤琴小学、上海市静安区第三中心小学、上海市静安小学、上海市静安实验小学、上海市静安区南阳幼儿园、上海市静安区小棋圣幼儿园、上海市静安区常熟幼儿园、上海市静安区早期教育指导中心、上海市静安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上海市静安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发展中心。

【注释】

[1]杨小微:《当代学校变革中运行机制的探寻》,《教育研究与实验》2008年第2期,第31页。

[2]方晓东、陈金芳:《破解教育热点问题要靠改革与创新》,《中国教育报》,2010年8月17日。

[3]顾明远:《对教育本质的新认识》,《光明日报》,2016年1月5日。

[4]厉以宁:《利益集团和制度惯性是改革的两个“硬骨头”》,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3/06/c_126229907.htm.2015-12-23。

[5]顾明远:《个性化教育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中国教育学刊》,2011年第10期,第6页。

[6]常宝宁:《普通高中如何多样化发展》,《光明日报》,2014年12月16日。

[7]李希贵:《过去教材是学生的世界,今天世界是学生的教材》,http://learning.sohu.com/20150514/n413172367.shtml。

[8]钟启泉:《教师研修的挑战》,《光明日报》,2013年5月22日。

[9]钟启泉:《教师研修的挑战》,《光明日报》,2013年5月22日。

[10]宋保平:《个别化教学的学校实施:策略与反思》,《教育发展研究》2013年第12期,第41—46页。

[11]D.P.Ausubel,Educational Psychology:A Cognitive View,New York:Holt,Rinehart&Winston,1968,p.vi.(www.xing528.com)

[12]曹培英:《学情分析的现状、症结与技术开发》,《现代教学》2014年第10期,第18—19页。

[13]徐梦杰、曹培英:《精准针对学生差异的学情分析研究》,《课程·教材·教法》2016年第6期,第62—67页。

[14]曹培英:《学情分析的现状、症结与技术开发》,《现代教学》2014年第10期,第18—19页。

[15]李伟忠:《走进学生的真实——〈手术台就是阵地〉课前学情调查与分析》,《小学教学参考》2013年第12期,第4—7页。

[16]杨威:《音乐课走向个别化的新探索》,《现代教学》2014年第10期,第23页。

[17][美]克莱因等:《教师能力标准》,顾小清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23页。

[18]李含茹:《静安区骨干教师“个性化培训”的实践研究》,《现代教学》2015年第12期,第25—27页。

[19]钟启泉:《教师研修的挑战》,《光明日报》,2013年5月22日。

[20]盛冰:《现代学校的危机与“功能共同体”的重建》,《教育理论与实践》2005年第6期,第15—16页。

[21]尹坤萍:《杜威实用主义教育观及其对幼儿家庭教育的启示》,《家教世界》2012年第16期,第3—4页。

[22]李刚陈思颖:《PISA的政策影响:类型、方式及其启示》,《外国教育研究》2014年第7期,第3—10页。

[23]杨雄、刘程:《关于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教育合作的思考》,《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92—101页。

[24]孙云晓:《走出学校与家庭教育的合作困境》,《人民教育》2015年第21期,第20页。

[25]韦钰:《神经教育学对探究式科学教育的促进》,《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1年第10期,第97—117页。

[26][法]米亚拉雷等:《教育科学导论》,思穗、马兰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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