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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采访发展史-隐性采访的兴起

时间:2023-11-2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虽然新闻事业出现最早,但是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古代新闻事业阶段没有近现代意义的新闻记者和新闻文体,所以新闻采访也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更不要提隐性采访了。中国出现隐性采访应该在20世纪以后了。邵飘萍不但是中国隐性采访最早的实践者,还在理论层面对其进行了论述。这些都是中国记者早期应用隐性采访的案例。目前,无论中外,隐性采访都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应用。

中国新闻采访发展史-隐性采访的兴起

隐性采访在欧美国家出现较早,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英国《派尔麦尔公报》在1883年至1885年威廉姆·托马斯·斯蒂德主编期间对儿童卖淫案进行的报道和美国记者伊丽莎白·科克伦为纽约世界报》采写的关于精神病院医护人员虐待患者的报道。

1885年,《派尔麦尔公报》主编斯蒂德发现伦敦一些商人贩卖幼女到布鲁摩尔的红灯区供富人消遣,于是他通过暗访了解到真实内幕,在《派尔麦尔公报》上从1885年7月4日到7月13日发表了由12篇文章构成的系列长篇调查性报道《现代巴比伦处女贡品》。在系列文章中,伦敦幻变成古希腊神话中的米诺斯迷宫,被贩卖的幼女就像是雅典敬献给怪物米诺陶洛斯的祭品要去满足富人们的兽欲。为了更详细地了解贩卖的真实流程,斯蒂德甚至自己从一名从事烟囱清扫工作的母亲那里“购买”了她的女儿伊利莎·阿姆斯特朗,当然这也给斯蒂德后来入狱埋下了伏笔。斯蒂德的报道获得了巨大成功,《派尔麦尔公报》一时间洛阳纸贵,报纸刚上市就被一抢而空,报社甚至需要从其他报社购买新闻纸来加印,作家萧伯纳也是在读了这篇报道后灵感激发,创作了著名戏剧卖花女》。英国政府则在舆论重压之下通过了《1885年刑法修正案》,将性行为年龄从13岁调整到16岁。最后,斯蒂德因为在采访中非法诱拐幼童被判入狱三个月,但是他坚信新闻业有能力改变社会,正如斯蒂德在1886年发表的《政府与新闻业》(Government and Journalism)中讲到的:“新闻从业人员是受教育的民主的无冕之王,出版是民主的声音,社会改革发动机,博爱的使者。”[1]

再一个是美国著名记者伊丽莎白·科克伦的报道。1897年,纽约《世界报》的老板普利策聘请《匹兹堡快讯报》的记者伊丽莎白·科克伦卧底布莱克威尔斯疯人院调查虐待女病人的事实。一天早上,一夜未眠并在镜子面前练习了一晚上的科克伦见人就说别人疯了,后来她自己被送进精神病院“体验生活”,她在这里看到病人吃着腐烂的牛肉,喝着肮脏的水,病人坐在冰冷的板凳上靠体温抵御寒冷,病情严重的还被绳索锁在一起,老鼠在医院爬来爬去,护士对病人非打即骂,她还发现有些病人情况并不严重,甚至有的病人理智是健全的。10天后,科克伦离开了疯人院,她以《疯人院十天》为题报道了这次难忘的经历,报道引起地方政府重视,政府增加了85万美元的预算,并且保证只有严重到一定程度的病人才能够被送到疯人院。

中国虽然新闻事业出现最早,但是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古代新闻事业阶段没有近现代意义的新闻记者和新闻文体,所以新闻采访也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更不要提隐性采访了。中国出现隐性采访应该在20世纪以后了。上世纪20年代,法国因为物价上涨,法郎贬值,提出让晚清政府用金佛朗偿还未付的庚子赔款,如果提议通过,中国将会多支出一大笔钱。1922年,北洋内阁对“金佛朗案”闭门磋商,邵飘萍了解这一线索后前去采访,但是在门口吃了闭门羹,门卫以会议不接受采访为由不允许他入内。邵飘萍并没有善罢甘休,他在门外徘徊良久,看到法国公使匆匆赶往会场,于是灵机一动紧紧跟在公使身后,头压得很低。门卫以为法国公使带了一名随从就没有阻拦邵飘萍,他顺利进入会场后找到一个最偏僻的角落旁听了全部会议议程,在会议结束后他将相关内容披露于报纸,读者看了都感佩邵飘萍的采访手段鬼神莫测。(www.xing528.com)

邵飘萍不但是中国隐性采访最早的实践者,还在理论层面对其进行了论述。他曾经著述过中国近代最早的应用新闻学著作《实际应用新闻学》,这本书曾说:“又外交记者显示其资格与否,当视情形不同而临机决定。有若干人不喜彼所言者披露于报纸,亦有若干人惟恐报纸不采其所言,苟误用则两失矣。故探索新闻,问及附近之知其事者,有时直告以我乃某社社员,有时又只能作为私人询问,而勿令知我为新闻记者。”[2]又说:“最有关系之秘密消息,每闲谈中无心出之,在谈者或未因新闻记者在前而特加戒备也。故优良之外交记者,听到重要处,心中十分注意,而外形毫不惊诧,惟泰然首肯,使人敢于尽量发表,及至握手道别。”[3]为了达到目的,邵飘萍还鼓励新闻记者学会“化装术”,他说:“外交记者之职务,虽与业侦探者目的不同,且不以发个人隐私,攻个人私德为事,然有时深入虎穴,或与政界恶党宣战,必难免经多次危险,又如充作仆役,执务于政治外交秘密会议,皆所恒有之例,因而主张正义身触文网,不得不易容以避恶魔之耳目。”[4]

除了邵飘萍以外,《新闻报》记者顾执中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随国联李顿调查团到东北调查访问,尽管日本特务严密监视,顾执中还是通过明察暗访了解到日军侵略行径,写成长篇通讯《东北吁天录》,在《新闻报》《申报》《京报》《益世报》等报刊发表,影响巨大。《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1936年化装成一名小商人深入到额济纳旗打探日军侵略我国西蒙地区的情况,据此他写成了《忆西蒙》,发表在《国闻周报》。这些都是中国记者早期应用隐性采访的案例。

目前,无论中外,隐性采访都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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