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敏感培养法-新闻采访学新论

正如前文所言，新闻敏感是新闻工作者敏锐地发现新闻线索以及对新闻事件中包含的新闻价值要素进行判断的能力。新闻敏感是新闻工作者基本和必备的素质，是新闻工作者的形象识别标志，对于其采访和写作都非常重要，如果一个人具备了新闻敏感，他就具备了做一名优秀新闻记者的潜质。

西方新闻界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纽约时报》著名记者迪姆士·泰勒初涉新闻行当时，去采访一个著名女演员的首场演出，到剧场后发现演出已经取消，他就回来睡觉了。半夜，他突然被电话铃声惊醒，编辑告诉他：“其他各报都在头条位置登出了这个女演员自杀的消息，以后你的新闻鼻不要再感冒堵塞了。”

2005年，广东《新快报》的一名记者和朋友到酒店吃饭，吃饭中间就听朋友聊起广州的一些酒楼存在种种无良现象，有的把死海鲜冒充活海鲜卖给顾客，有的在客人吃剩下的火锅中过滤出口水油再加工给其他食客等等。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名记者立刻联想起最近有一些读者给报社反映了类似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新闻线索，回到报社后向领导作了汇报，后来《新快报》派出记者卧底广州部分酒楼，采访到了很多坑害消费者的素材，最后以《无良酒楼大起底》为标题刊登了系列调查性报道，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大家看这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中一条大新闻就摆在新闻记者面前，但是他却让它溜走了；而第二个例子中记者本来没有采访任务，却在饭局中发现了一条好线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根本原因就在于新闻记者是否具有新闻敏感。第一个例子中的新闻记者显然缺乏新闻敏感，因为女明星的首场演出正常举行是新闻，而首场演出取消相较于正常演出是一种反常行为，其新闻价值要大于正常演出，所以相关报道应该是更大的新闻。而第二个例子中，新闻记者能够时刻保持职业敏感，秉持“处处留心皆新闻”的态度，所以在看似没有新闻的地方发现了新闻。这两个对比鲜明的例子告诉我们新闻敏感对于新闻工作至关重要，它决定着你是否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新闻记者。

新闻敏感贯穿于新闻采制活动的各个环节，它的内容也非常丰富，主要包括敏锐地预感新闻即将发生，对未来新闻能够做出预判；敏锐地感知受众的关心和兴趣，了解他们的爱好和口味；敏锐地判断新闻采访的路径和对象，这样新闻记者在新闻采访现场就可以有条不紊，还不至于漏掉关键信息；敏锐地判断新闻事件包含的价值要素，并且能在现场有目的、有意识地挖掘；敏锐地感知新闻事件的社会价值和意义，这一点不仅对于新闻记者，对于新闻编辑也十分重要；敏锐地寻觅浅层新闻事实下面隐藏的深层新闻，从事调查性报道采访的记者尤其要具备这类新闻敏感；敏锐地判断和发现新闻报道的角度等等。

既然新闻敏感如此重要，而且它又贯穿于新闻采制活动的全部流程，那么，新闻记者如何来培养自己的新闻敏感呢？我认为主要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增强新闻记者的政治敏感和社会责任感。

政治敏感是对政治事件、政治人物以及政党、国家的方针、政策的感知和判断能力。新闻和政治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从最早的新闻媒体——邸报的出现就可以看出来。邸报最早出现在中国唐代，当时有两种报纸：一种为了传递政情信息；另外一种是为了让藩镇要员获得中央情报，所以这两种报纸都是因政治而生。到了近现代，新闻媒体和政治的关系愈加密切，新闻媒体需要从政治机构、人物那里获取政治信息编写成新闻，而政治机构、人物又需要通过新闻媒体吸引和影响舆论。

在我国，新闻媒体的性质是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这一性质决定了中国的新闻媒体政治性更强。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历来就有政治家办报的传统。所谓政治家办报就是要求新闻记者要懂政治，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敏锐性和创造力，只有具备了这样一种政治品格，在中国才能够从事好新闻工作，反之，不仅不能及时发现新闻线索，甚至会给新闻媒体乃至党和国家带来巨大危害。

2008年9月，四川省旺苍县出现大实蝇虫害，全县11个乡镇的6.8万多株柑橘树发生疫情，占该县橘树种植总量的8.9%。就在政府对虫害治理接近尾声时，某报在10月4日和5日接连刊登《广元旺苍县柑橘园爆发大实蝇疫情》《误食“柑蛆”莫慌！人体不会有大碍》两篇文章，文章说“四川旺苍柑橘园爆发大实蝇病虫害，上世纪90年代，当地柑橘就出现过病虫害，此次大面积爆发是由于果园管理不力”。另外，根据中国《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大实蝇作为全国植物检疫对象，其疫情发布的权力在农业部，报社的记者在报道时并没有征得农业部门的许可，而且报道内容有失实成分，经过网络和短信传播后，“引起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恐慌，导致柑橘严重滞销，在湖北省，大约七成柑橘无人问津，损失或达15亿元。这一报道虽然记者具有相应的新闻敏感，但是由于缺少政治敏感，还违反国家相关规定发布疫情，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13]。

为了增强新闻记者的政治敏感，从学生时代就要让立志从事新闻工作的莘莘学子了解国情、了解民情，因为一个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漠不关心、毫不了解的人是不可能做好新闻工作的。有的学校教授新闻采访的老师让学生观看一些纪录片，尤其是一些大型政论片，例如《复兴之路》《必由之路》《将改革进行到底》《法治中国》《苦难辉煌》《大国崛起》等等，有的学校则经常邀请相关方面的专家为学生开设讲座，开拓学生的视野，让他们能够更加全面和准确地认识国情、政情和民情。

马克思指出：“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是无所谓的。”马克思讲的“使命”和“任务”就是一个人的责任。在社会中，人不是作为自然人而存在的，他是一个社会人，因此，对于社会他负有一定的义务和责任。作为新闻记者要对这种社会责任和义务知晓、理解并且付诸实施。

2008年8月底，《东方早报》的深度报道记者简光洲发现报纸上刊登了一则新闻，武汉同济医院有三名婴儿患有肾结石，通过医院的治疗转危为安。看了这则报道，简光洲有了一个疑问，为什么不到一岁的婴儿会得肾结石，而且不是一个孩子，不仅在湖北，在甘肃等地也出现了患有肾结石的婴儿。简光洲就到医院去采访，有一个细节让他出离愤怒。在医院里，他看到有一家人，送不到一岁的婴儿去做全身麻醉，然后做肾结石的手术。在手术室门关上的那一刻，父母、爷爷、奶奶伤心欲绝，如同生离死别。据医生介绍，做这个手术需要把尿道扩张器从婴儿的尿道里塞进去，然后又是5毫米的导管插进其膀胱甚至肾脏，整个过程非常痛苦。经过调查研究，简光洲发现这些孩子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都食用了河北三鹿集团生产的三鹿牌奶粉，于是他在9月11日的《东方早报》上撰写了《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成为第一个在这次毒奶粉事件中点名三鹿集团的新闻记者。这个事件引发整个奶粉行业巨震，一大批不合格的奶粉企业被曝光，成千上万的婴儿免受毒奶粉伤害。

2009年，简光洲被《新周刊》评选为年度新锐人物，推委会给他的颁奖词是：“真相因良知而显露，黑幕因勇气而洞开。他打破媒体‘某’规则，直接说出了‘三鹿’两个字，引发了中国奶制品行业地震，间接挽救了无数婴幼儿的生命健康。在蚍蜉撼大树的背后，他和他所供职的《东方早报》的诚实和勇气，还原了传媒的公共价值和监督角色。他只是一个记者，但他代言了2008中国传媒的良心。”简光洲之所以有蚍蜉撼树的勇气，就是因为他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二维码3.7　《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

二是经常处于新闻采访状态。

新闻工作有自己的特殊性，它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和地点，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新闻记者都有可能遇到新闻。新闻工作的这种特性要求新闻记者时刻处于一种新闻采访状态，就像民国著名记者邵飘萍所言：“外交记者为至繁复之职务，其脑筋无时休息，其耳目随处警备，网罗世间一切事物而待其变动。”也就是新闻记者的所有感官要经常处于警惕状态，努力搜索和发现新闻线索，评判新闻事件中蕴含的新闻价值。

1917年的一天，邵飘萍到国务院找一个秘书朋友聊天，隔壁的屋子就是时任国务院总理段祺瑞的办公室。在无意之中，他听到秘书通知美国公使，下午三点段祺瑞要到美国公使馆访唔，邵飘萍立刻意识到段祺瑞的访唔一定和中德美之间的关系有重大干系。因为美国想和德国断交，而且想让中国和他采取一致的行动。邵飘萍在得到线索后并没有急着采访段祺瑞，而是驱车来到美国公使馆，以一个知情人的身份从美国公使那里套来了一些内幕，包括美国政府对驻北京使馆的训令。然后，邵飘萍又回到国务院，将从美国公使那里获取的信息作为底牌又从段祺瑞那里了解到了更多的细节和信息，写出了一条大新闻。

2001年，获得第12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由《北京晨报》记者薛晖等人采写的《学者不得为商家当“托儿”》也是记者偶然得来的新闻线索。有一天，薛晖和自己的几个朋友聊天，在聊天时，有个朋友说在最近召开的一次中国生化学会上，为了防止误导公众，学会出台了禁止会员以学会名义在商业活动中发表学术观点的“家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朋友的话让薛晖敏锐地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条“大鱼”，因为在科技界中，学者与商家相互利用，共谋利益的现象日渐增多，“核酸风波”“基因皇后”等事件都属于此类。这种现象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忧虑，这条线索有可能是一个绝好的突破口。于是，薛晖根据这条线索顺藤摸瓜，采写了《学者不得为商家当“托儿”》这篇通讯。这则报道影响非常广泛，网上转载后评论如潮。此后《南方周末》等多家媒体重点刊载了本文。从此，学风问题成为2001年备受关注的话题。也就是在媒体的关注下，中科院在年底出台了《院士自律手则》，从而促进了国内学风的净化。

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新闻记者一定要做有心人，正所谓“处处留心皆新闻”，只要经常保持一种职业状态，新闻人的“新闻鼻”就会灵敏起来。

二维码3.8　《学者不得为商家当“托儿”》

三是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曾经担任过中国记协主席的田聪明在一次会上讲，新闻记者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呢？关键是要切实“吃透两头”。“一头”，就是要认真学习中央的各项重大决策部署，并紧密联系当前内政外交各方面的实际，真正将精神实质弄懂了、弄通了、领会了、消化了。“另一头”，就是要经常深入到基层，深入到一线，深入到各行各业广大干部群众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实践中。不仅要真实了解和掌握所取得的新成就、工作的新进展、存在的不足，还要充分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包括满意、不够满意、进一步要求和希望等，并要从思想感情上融入其中。

这段话说明，新闻记者只具备政治敏感还不够，还需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把党的各种方针政策和实际工作相结合，找到二者之间的契合点，这样就能够很好地提高新闻工作者的新闻敏感。前面讲述的《人民日报》老总编范敬宜年轻时候到辽宁康平县两家子公社采访的案例就能够充分体现这一点。

正因为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才能发现鲜活的新闻素材，才能找到好的新闻线索，才能更好地做好新闻宣传工作，所以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这一工作，从“群众办报”到“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再到“走转改”（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无不体现了这一要义。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2月19日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特别指出，新闻工作者要转作风、改文风，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这也充分体现了对深入基层和群众的重视。

四是积累知识和阅历。

知识和阅历其本质都是一种人生经验，知识经验主要从书本知识获得，而阅历经验则主要依靠人生的实际体验。一个人拥有了丰富的知识和阅历，将会大大拓宽他的视野，提高他的洞察能力。这种视野和洞察力对于新闻记者的业务能力提高大有裨益。

比如，针对同一个报道对象，报道的角度不同则新闻价值含量就会大相径庭。知识和阅历丰富的人对事物往往拥有敏锐的感觉，总是能够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绝佳角度，从而点石成金、变废为宝。我在做新闻工作时了解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年轻的记者有次到河南省的优质麦生产基地延津县去采访，回来以后写了一篇优质麦获得丰收的广播消息。稿子交给编辑以后被打了回来，编辑说优质麦年年丰收，这样的题材没有任何新意。正当这个记者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老记者了解到这一情况，就主动要求和他一起去补充采访，当他们来到延津县以后，这个老记者发现这里的农民不仅在收割丰收的小麦还将这些麦子全部拿到市场上销售，卖出去以后再买普通的小麦回来作为余粮，于是他们就采写了一篇题为《农民买粮又卖粮》的新闻，不仅在新闻节目中播出，而且还获得全省新闻一等奖。为什么同一个题材的报道结果却有如此大区别，就是因为两则报道角度不同。第一则新闻讲述的是优质麦获得丰收，角度比较浅层；第二则新闻虽然报道的还是小麦丰收，但是它的角度已经转向农民的思想意识，反映了当地农民已经具备了商品意识这一较为深刻的主题，所以获得了更大的新闻价值。为什么同样的采访地点和对象，不同的人去采访会发现不同的角度和主题？关键的原因就在于，老记者拥有更多的知识和阅历，他对事物有更强的洞察力，新闻鼻也就更加敏锐。

新闻记者积累知识和阅历的最好方法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天下友”。读万卷书就是新闻记者要博览群书，做杂家，对各个学科的知识都要了解一些。行万里路是新闻记者不能总待在办公室里，那是写不出好新闻的。新闻记者要经常到企业、农村、市场中走一走、看一看，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这样不但新闻敏感度会提高，写出的新闻作品也会更加鲜活、更接地气。最后一个是交天下友，新闻记者要广交朋友，这样就会拥有越来越多的消息源，而且这些消息源都是源头活水，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人民记者穆青非常喜爱郑板桥的一首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也正是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所以他特别喜爱和普通人民群众交朋友，他钻山沟、进农舍、下厂矿，和普通百姓拉家常，和工人农民同劳动，因此穆青的朋友也遍布大江南北，著名记者范敬宜说：“穆青是一个幸福的人。”有记者也在采访他时说：“远在河南的‘排险英雄’任羊成看了天气预报，了解到北京降温，就给您打电话，叮嘱您穿厚一点；种棉劳模吴吉昌千里迢迢给您捎来新打的棉花，让您做褥子，他的心愿就是您铺着新褥子暖和；您到河南调研，攀登石人山时，当地抬滑竿的农民听说您就是写焦裕禄的记者，硬是要免费抬您上山……”当然，穆青结交人民朋友绝不仅仅只收获了幸福，更重要的是有了非常多的信息来源，让他能够了解人民所想，知道人民所愿，能够把握时代脉搏，写出优秀的新闻作品。

五是注意关键的时间点和地点。

新闻工作者提高新闻敏感还有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注意关键的时间点和地点。首先是时间，在不同的时间段，新闻出现的几率是不一样的。新闻工作者应该关注起始点、终点、转折点、热点和难点。

起始点就是事物开始的时候，或者第一次出现某种事物。例如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某地的空气质量第一次达标、第一次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等等。这些第一次一般来说都是新闻，而且往往是大新闻。

所谓转折点就是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出现重大变化的时间点，例如水在0度时由液体变成固体，在100度时由液体变成气体，那么0度和100度就是水的样态发生变化的转折点。在政治、经济、社会中往往也有这样的转折点。看下面这条新闻：

我国市场主体总量突破亿户(www.xing528.com)

40年增长200倍　量变中看到质变

我国市场主体总量突破亿户

改革为转型发展奠定了坚实微观基础

本报讯（记者：李晶、黄鹏）3月16日15时22分，在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工商登记平台“全国市场主体突破1亿”红色大屏前，工商总局局长张茅将崭新的营业执照颁给一家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现场响起热烈掌声。

38年前的12月11日，支着板凳摆摊卖毛线针、松紧带的章华妹，从浙江温州工商干部手中接过编号为“10101”的营业执照，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位个体工商户。如今，她有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服装辅料公司。

“当年我办照等了整整一年，现在当天就能办出来。”章华妹感叹，“想不到变化这么大。”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市场主体总量约为49万户，每千人拥有企业数不到1户。经过40年改革发展，我国市场主体总量突破1亿户，增长了200倍；每千人拥有企业数提高到21.94户。

上市制度改革全面实施以来的近4年，是我国市场主体数量增长最快的时期。改革使市场准入门槛不断降低，226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中的87%被改为后置或取消，营商环境世界排名提高了18位，其中开办企业便利度上升65位。从2014年3月1日到去年年底，新设市场主体数量达到6202.81万户，日均新设市场主体从改革前的3.1万户增加到5.27万户。

改革开放40年，我国经济稳健前行，市场主体不仅数量大幅增长，质量也明显提升。市场主体总量从1000万户到5000万户期间，高新技术产业、新兴服务业企业大量涌现；从5000万户到1亿户，新业态蓬勃发展，第五代通信、高铁、航空等新技术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质造”蝶变。在世界500强排行榜中，中国上榜公司数量连续14年增长，已达115家，紧随美国列第二位，远超第三位的日本。截至今年2月底，广泛分布于生物科技、云计算、人工智能等行业的中国独角兽企业连续8年增长，平均估值45亿美元，领跑全球。

张茅表示，改革激发了百姓投资创业的热情，为打造经济新引擎、催生发展新动力夯实了微观基础。新增市场主体活跃，有利于新旧动能转换，也对扩大就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市场主体过亿是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稳定良好的标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吴汉洪说，“我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的‘爬坡过坎’期，改革释放了巨大的活力和创造力，为转型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条新闻就抓住了一个很好的关键点，中国市场主体突破1亿，说明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过渡到高质量增长的‘爬坡过坎’期，改革释放活力和创造力。

再一个是终点，它是指一个事件或者一项工作结束的时候。例如一个重大科研项目结项，某种新型飞机研制成功，一个犯罪团伙被警方成功打掉，某项改革获得成功或者失败等等，这些都是容易出现新闻的时间点，记者要着重关注。

还有就是热点和难点。热点是一段时期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而难点则是党和政府工作中遇到的比较棘手、复杂、较难处理的问题。热点问题往往和难点问题交织在一起，例如医疗改革、教育改革、拆迁、环境保护等等，它们既是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难点，也是公众的重大关注，同时也是舆论的焦点，是非常容易出新闻的地方，需要新闻记者重点关注。

另外，新闻记者还可以编辑制作一个《编辑日历》，将重要的节日和纪念日标注在上面，在这些特殊的日子来临之际，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采访或者策划，这样也可以更容易发现新闻。尤其对于在地方工作的新闻记者，由于中央和省级媒体在这些特殊的日子会安排一些相关稿件，所以就会提高他们外宣稿件的采用率。

除了时间，新闻工作者注意地点因素也可以提高自己的新闻敏感。因为有些地方由于特殊的地理和历史因素，具有比较高的显著性，所以这些地方就容易出新闻。例如安徽凤阳的小岗村，由于它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所以这个村子的一举一动都会变成新闻。从2000年到2018年，《人民日报》中出现小岗村的报道就达479条。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曾经两次到河南考察，在开封市尉氏县张市镇的麦田里，他看到小麦长势良好，高兴地说：“今年的馍能吃上了。”在这之后，《河南日报》的记者持续关注这一地方的农业生产和可喜变化，欣喜地发现这里的麦子品种已经从普通小麦换成了优质小麦，在2018年6月，记者来到小麦收割现场，采写了通讯《咱家的麦子能做面包了》，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并且获得第29届中国新闻奖。

总之，新闻敏感是新闻工作者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项素质，它决定着一个人是否能够成为合格的新闻工作者，我们应该着力培养新闻敏感，让新闻鼻更加灵敏。

【注释】

[1]《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2001年8月20日联合发布，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01年8月24日联合转发。

[2]赵鼎生：《比较报纸编辑学》，[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57页。

[3]宋亮亮：《一次“拒绝”感动一座商城 海口600家店铺为拾荒阿婆攒纸箱》，[N]，《海口日报》，2016年12月27日。

[4]李强：《盘点2018年全国两会报道的新形式与智装备》，[J]，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8年6月刊。

[5]中国记协网http://www.xinhuanet.com/zgjx/2017－06/19/c_136370971.htm。

[6]朱瑞娟：《被建构的微博使用：中国记者社会化媒体使用研究——基于199位媒体人的实证研究》，[J]，《中国网络传播研究》，2014年，第8辑。

[7]《本馆告白》，[N]，《申报》，1972年4月30日。

[8]李未熟、高池编：《新闻通讯员实务》，[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版，第3页。

[9]《展开通讯员工作》，[N]，《解放日报》，1942年8月25日。

[10]邱沛篁等：《新闻传播百科全书》，[N]，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

[11]王睿君、洪文泉：《东乡首例“官告民”诉讼助辍学孩子重返校园》，[N]，《甘肃日报》2018年3月26日，要闻版02。

[12]程曼丽、乔云霞主编：《新闻传播学词典》，[N]，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年1月版，第167页。

[13]参考谭德明：《政治敏感是新闻记者的职业生命》，[J]，《记者摇篮》，200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