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城市化现象及其影响简析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一直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形成了“过低城市化”的现象，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农村城市化问题。农村城市化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现象，农村地区通过自筹资金发展乡镇企业等非农经济活动，实现产业和人口的非农化转移，调整农村经济和社会结构，实现城市化的目标。

20世纪70年代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施行，极大地解放了农业劳动力。为解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一方面，我国“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落户，务工经商和办服务业”；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乡镇工业，以吸收剩余劳动力。我国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空间转移体现在三个层面上：①进入城镇，这部分人口实现了完全的城市化；②进入集镇，这部分人口白天在镇办企业上班，晚上回村庄居住，形成集镇通勤人口，未实现空间上的城市化；③就地转移，进入村办企业就业，但具有较强的兼业性，没有实现完全的城市化。1978—1988年，通过国家招工进城的农民只有1110万，而在各类乡镇企业中工作的农民达9000多万（许学强，等，1987），其中多数都是上述第二和第三种类型，进入城市居住的并不多。因此，我国农村城市化现象直接导致了城市化水平的滞后。但同时，农村城市化对于缩小城乡差别、提高农村生活质量、普及现代生活方式以及提高农民素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极大地缓解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巨大压力。

在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城市化高峰时期，形成了两个在当时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发展模式，即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苏南模式产生在江苏南部，以苏锡常地区最为典型。由于该地区人多地少，城镇密度高，中心城市较发达，民族工业历史悠久，乡镇企业和村办企业发展很快，成为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甚至成为外来打工者的主要集中地。在苏南的农村，“离土不离乡”的情况十分普遍，构成了其城市化进程的主要特点。因此，虽然苏南经济发达，但城市化水平却低于东北和华北地区。温州模式形成于浙江沿海地区，以温州和宁绍地区最为典型。该地区地少人多，交通不便，但素有经商传统，因此以商促工，发展起以家庭工业为主体的农村个体经济体系。受市场的影响，温州模式相对于苏南模式，农村居民更集中于集镇而不是村庄。市场构成地域经济发展的龙头，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推动产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围绕集镇的特色专业市场，呈现出人口和产业的集聚。

20世纪90年代后，还形成了珠江模式和晋江模式。珠江模式是珠江三角洲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主要特点是大力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装备，发展外向型经济，以“三来一补”为主要生产形式；晋江模式是在发展传统产业的基础上，以市场经济为主、外向型经济为主、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为显著特色。(www.xing528.com)

上述四个模式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城市化的缩影。

农村城市化在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主要包括：制约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土地利用不集约，造成了土地的严重浪费；集镇规模小，经营成本高，居民生活水平没有显著改善；乡镇工业的发展造成污染的大规模扩散，破坏了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缺乏规划的控制和引导，农村建设混乱，步伐缓慢，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水平低，并在部分地区产生了严重的“城中村”问题。因此，从促进城市化发展的角度，应当使农村城市化向真正的城市化转化，实现产业的转移、人口的转移和生活方式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