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迁移及其与全球气候变迁的密切关系

（一）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移

总的来说，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人口分布凝固化的国家，但不同性质、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人口迁移仍然贯穿始终。其中，由经济原因造成的“流亡式”的人口迁移是最基本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和土地兼并，使农民不断丧失土地，不得不背井离乡，流亡外地，如明代中后期蔓延全国的流民运动中，许多地方“千里一空，良民逃避，田地抛荒，租税无征”。仅湖北、四川接壤的山区就屯聚了各地流民150万人，足见其规模之大。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这类人口迁移经常发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

还有就是各种社会变动，最显著的是战争。战争每次作用的时间虽不长，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不仅涉及农民，也涉及包括地主、士大夫阶层在内的社会其他阶层的人群。这种人口迁移每一次都给整个社会造成巨大震动，使中国人口分布在短期内发生剧变：中国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差不多都是由战乱造成的，典型的如“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变”“十四年抗战”等，它们影响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除大规模战乱外，其他的还有历代汉族中央政权为保卫边防，采取“屯垦戍边”的政策，向边境地区大量移民，以及政治中心的转移、大规模政治流放等。

自然环境的变化或异常对人口迁移也有较大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以百年、千年为尺度的全球变化所导致的气候变迁，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人口迁移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中国北方广阔的草原地带，处于干旱、半干旱气候的过渡区，生态环境脆弱，对全球气候变化敏感。气候转为干冷、河湖干涸、草原向沙漠退化或农牧交界线南移，常驱使生息在这里的游牧民族向南方较为暖湿的汉族聚居区扩展。公元前16世纪商族西迁灭夏，前11世纪周族东迁灭商，前8世纪犬戎东迁灭西周，3—5世纪匈奴、鲜卑、羯、氐、羌5个草原民族大规模南下中原，11—13世纪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草原民族再度大规模南下，以及17世纪满族入关，都发生在气候干冷期和灾害群发期，显然不是偶然的。

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人口迁出区一直是黄河中下游地区，这里开发历史悠久，人口压力大，灾害相对频繁，又处兵家必争之地，历次大战乱都首当其冲，迫使居民不断迁移他乡。因此，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的基本方向是从中原向周边扩散。其中向南一支是主流，持续时间长，规模大，对中国社会经济和人口地理影响最深远。这支主流大体可分为三支：西支由陕西指向四川，再至贵州、云南；中支由河南指向湖北、湖南，再至两广、海南；东支由淮北指向江南以及江西、福建，而后渡海至台湾。在北方，早在秦代，移民已推进到长城一线，但以后2000年内，由于民族因素和自然因素的限制，移民未能进一步向北推进，并曾几度明显退缩。直至清代后期，向东北和内蒙古草原的移民才日渐增多，并演变成为中国人口迁移的主流。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人口迁移贯穿始终。除部分高寒、偏远地区外，移民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每一个角落，他们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高度发达的文明传向四面八方，促进了广大地区尤其是边疆的经济开发。民族的迁移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融合，促进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www.xing528.com)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人口迁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口的迁移流动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实施单一计划经济的20世纪50—70年代，人口迁移主要由政府主管部门组织和调控，在当时的情况下，人口迁移对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开发内地和边疆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对客观规律重视不够，也造成部分人口迁移未能取得应有的效益，还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关于这一时期中国人口迁移的数量，缺乏完备的统计，张善余根据多种资料做过一个近似的推算，即1950—1982年，全国省际迁移人口约3000万，年均90余万。人口净迁出的省市区都位于东南半壁的人口稠密区，净迁出量以四川、山东、安徽、河南最多，上海、广东、江苏、浙江、湖南次之；人口净迁入的省、区多位于西北半壁的人口稀疏区，净迁入量以黑龙江、内蒙古、新疆最多，青海、宁夏、甘肃、陕西、北京、吉林等迁入强度也不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整个经济体制的逐步转轨，我国的人口迁移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首先，规模比过去显著增大。其次，迁移方向发生重大逆转：过去，人口主要由东南半壁迁往西北半壁，由沿海迁往内地和边疆，而现在则逆转为由西北半壁迁往东南半壁，由内地、边疆迁往沿海。

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空间模式发生逆转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经济形势及其在各省市区之间对比关系的显著变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虽然我国已开始实行工业化，但仍具有浓厚的农耕时代的特点，人口再分布的主要牵引力是人与地或者说是人口与粮食的平衡，它促使人口从相对稠密区迁往相对稀疏区，尤其是广大边疆地区人口少、荒地多，利于谋生，对移民有吸引力。再加上国家生产力布局的需要和政策的推动，引发了由沿海指向边疆的移民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个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生产力的大发展，由单一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使得人口与粮食的平衡不再是影响人口再分布的主要因素，取而代之的是资本、市场和区位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