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学研究成果及趋势

1918—1939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学者对人文地理学的专论越来越多，但人文地理学还处在早期调查阶段，没有达到完善的地步。英国利物浦大学的罗士培受法国学派的影响，在1920年使用“调节”一词创立“适应论”。他认为调节包含两重含义，即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限制，以及人类社会对环境利用的可能性。罗士培认为，人文地理学是研究人地之间双向的相互关系，主要探讨人类社会活动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1923年，美国地理学家巴罗斯发表《人类生态学》一文，提出生态调节论。他主张人文地理学是研究人类的生态的观点，在人地关系中人是中心论题，其他现象只是当它们涉及人及其对它们的反应时才有必要说明。他还认为，历史学研究人类在时间上的关系，地理学则应侧重于分析人类在空间上的关系。

20世纪初，德国学者施吕特尔又提出文化景观的概念，认为探讨原始景观转变为文化景观的过程是地理学的主要任务。后来，美国地理学家索尔又提出人类按其文化的标准，对天然环境的自然现象和生物现象施加影响，将它们改变为文化景观。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文地理学才开始在诸多学科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从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人文地理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连续不断地朝多元化方向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区域地理学的研究性质，使其由战前学科内部孤立演进，转变为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互动与渗透，并从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中引进了一些新词汇，将人文地理学从以前侧重于区域描述，改变为现在的对人与社会、人与环境以及人与地点或地方关系进行诠释的科学。这一转变不但丰富了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也提高了人文地理学的学科地位，其中城市、社会、政治和工业地理学等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开始受到相当的重视。(www.xing528.com)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人文地理学家推动了地理学的数量革命，并涉及社会经济的诸多主题，如人口学模型、社会学模型、经济发展模型、城市地理学和居住区位模型、工业区位模型和农业生产模型等，并提出了区位分析和空间科学等分支学科，为后来的人口、社会、城市、经济、工业和农业地理学等一些专门人文地理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才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虽然因为政治和教育的原因在高等学校中它们被放了在一起，但是它们的性质已越来越分化了。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人文地理学出现了两个主要趋势，即内部的专门化和哲学上的多元化。在众多的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中，城市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是不断成长壮大的学科领域，它们借助区位分析和数量方法迅速发展。其他分支学科发展稍晚一些，陆续有社会地理学、复兴修正后的政治地理学、重构的文化地理学和其他涉及社会-自然关系的领域如资源管理科学等。与此同时，一方面，地理学家也在不断地接受他们以前很少遇到的其他学科思想，给人文地理学科既注入新理念，又形成新增长点；另一方面，人文地理学受到不断增大的要求证明其存在价值的压力，促使了城市与区域规划、旅游等应用研究领域的迅速发展。总之，到20世纪90年代，人文地理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比较完整的学科。此后，西方人文地理学出现了两大趋势，即人文地理学的社会转向和文化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