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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通史.秦汉卷:天道观的变迁与人事命运

时间:2023-11-2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天道观方面,东汉以王充“天道自然”的思想占主流。经过王充、仲长统等对人事的强调,天道从形上的地位下滑,逐渐成为人们经验认识的对象。但是,他也并不认为天道完全与人事无关。天道作为自然之道,也就是“天时”。徐干承认天道落实在人事上有“命”的存在,人的遭遇还有个时的问题,这都不是人事可完全决定的。

中国哲学通史.秦汉卷:天道观的变迁与人事命运

天道观方面,东汉以王充“天道自然”的思想占主流。经过王充、仲长统等对人事的强调,天道从形上的地位下滑,逐渐成为人们经验认识的对象。但徐干认为:“天道迂阔,暗昧难明。”(196) 显然,在他看来,通常所谓形上的天道是神秘莫测、难以把握的,因而有不确定性。徐干更多的时候是讲大道或道。徐干指出:“夫小事者味甘而大道者醇淡,近物者易验而远数者难效,非大明君子则不能兼通者也。”(197) 这是说,人们往往被那些生动具体的事件所迷惑,不能认识仿佛迂阔、暗昧的大道,他们往往“眩于所易,而不能反于所难”。但是,他也并不认为天道完全与人事无关。“故凡道,蹈之既难,错之益不易,是以君子慎诸己,以为往鉴焉。”(198) 这里,他与崔寔、仲长统等人仅重人事的论点有所不同。天道作为自然之道,也就是“天时”。他认为,人应“奉赞天时以经人事”。“故孔子制《春秋》,书人事而因以天时,以明二物相须而成也。”(199) (所谓“二物”就是指“人事”与“天时”)。凡事都是人事和天时“相须而成”。他也不把人的形体和道义对立起来,认为“夫形体者,人之精魄也;德义令闻者,精魄之荣华也。君子爱其形体,故以成其德义也。夫形体固自朽弊消亡之物”(200) 。在徐干的这种复杂的思考中,可以推论出他的重要观点:世间一切事物的变化都既存在着“常道”也有“变数”。所谓“常道”即必然恒常之道,所谓“变数”即因时代不同而可能出现例外。事物的规律就由“常道”和“变数”构成,所以不能因“变数”而否定“常道”的存在和作用,亦不能因为“常道”而否定“变数”的存在和作用。他说:“世之治也,行善者获福,为恶者得祸。及其乱也,行善者不获福,为恶者不得祸,变数也。知者不以变数疑常道,故循福之所自来,防祸之所由至也。遇不遇,非我也,其时也;夫施吉报凶谓之命,施凶报吉谓之幸,守其所志而已矣。”(201) 人的生命之长短与其性格、心理以及修养状态是有关系的,孔子所说的“仁者寿”应是一种“常道”,不能因存在着颜渊仁而夭死这一“变数”而否定“常道”之存在。可见,徐干是否“并未否定乱世之中常道不再存在”(202) ,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他也不认为人们可据此期待变数。或许,这正是他承认世界并不完美的表现。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知者不以变数疑常道”。

徐干承认天道落实在人事上有“命”的存在,人的遭遇还有个时的问题,这都不是人事可完全决定的。比如,人都有对富贵福禄的追求,但并非人人都能达到目的。“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舜、禹、孔子可谓求之有道矣;舜禹得之,孔子不得之,可谓有命矣。非惟圣人,贤者亦然。稷、契、伯益、伊尹、傅说得之者也,颜渊、闵子骞、冉耕、仲弓不得者也。故良农不患疆场之不修,而患风雨之不节;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时世之不遇。”《诗》曰:“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伤道之不遇也。岂一世哉,岂一世哉!”(203) 所谓“命”在此乃人事的限制性,作为限制性,它受命于天,取决于时,这亦就是汉儒热衷讨论的所谓人生“遇”与“不遇”的问题。不同的人所面临的“命”与“时”是不同的,其“遇”也就不同。他还说:“故君子不遇其时,则不如流俗之士声名章彻也,非徒如此,又为流俗之士所制焉。”(204) 即使有德行才干如荀子,生于战国末年需要才士的年代,却因人生际遇而被当时的人认为“迂阔不达时变”,故在政治上并无多大建树。

但是,徐干认为,人间的祸福并非有意志的天所施予,而是人类自身行为的结果。比如比干伍子胥由于重道义而坚持自己的信念,违背了君王的意旨,苦谏获罪而受戮,这是“已知其必然而乐为焉,天何罪焉”?故《易》虽说,“君子以致命遂志”,但现实中“行善而不获福犹多,为恶而不得祸犹少”。二者比较,岂可舍多而从少呢?他引曾子的话说:“人而好善,福虽未至,祸其远矣;人而不好善,祸虽未至,福其远矣。故诗曰:习习谷风,惟山崔巍,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阳布德之月,草木犹有枯落,而与时谬者,况人事之应报乎!”所以,因有天灾就荒其稼穑的人,不是好农人;以经商有盈亏而弃商者,不是良贾,因行为可能有祸福的不确定而改其善道者,不是良士。“诗云:颙颙昂昂,如珪如璋,令闻令望,恺悌君子,四方为纲,举珪璋以喻其德,贵不变也。”(205) 因此,在乱世为善有变数的情况下仍为善才是有品德之士所当为。

道对人而言虽暗昧难明,但在徐干看来并非是无任何行迹难以把握的虚无。从道之体现于不同物之上来看,有不同的道。不同的道可总称为“群道”。学者不能局限于一道,而是要“总群道”。

道有本末。他说:“道有本末,事有轻重,圣人之异乎人者无他焉,盖如此而已矣。”(206) 圣人和凡夫的区别就在于能否把握根本而不碍乎枝叶。“故人君多技艺、好小智,而不通于大道者,适足以距谏者之说而钳忠直之口也,只足以追亡国之迹而背安家之轨也。”就拿辩论来说,道为本,辩论是末。而世俗之所谓好辩者,追求嘴上输赢,是本末倒置。他们往往为了在辩论中取胜,“美其声气,繁其辞令,如激风之至,如暴雨之集,不论是非之性,不识曲直之理,期于不穷,务于必胜”。有些人偶然接触到事物的某个局部或某些方面,就自以为把握了大道,或口善辩而心不中道,不能服人。实际上,木讷而能通达大道的人,虽口服但心不服。真正的辩论“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207) 。他还说:“君子之辩也,欲以明大道之中也,是岂取一坐之胜哉!”(208) 仁义之道才是根本。“问曰:夫人莫不好生而恶死,好乐而恶忧,然观其举措也,或去生而就死,或去乐而就忧,将好恶与人异乎?曰:非好恶与人异也,乃所以求生与求乐者失其道也,譬如迷者欲南而反北也。今略举一验以言之:昔项羽即败,为汉兵所追,乃谓其余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年,身经七十余战,所击者服,遂霸天下。今而困于此,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斯皆存亡所由,欲南反北者也。夫攻战,王者之末事也,非所以取天下也。王者之取天下也,有大本,有仁智之谓也。”(209) 人与人的好恶是差不多的,之所以有人求生求乐,有人就死就忧,那是他们的追求是否合于道的原则所决定的。

在承认“天人相须”的前提下,徐干还和仲长统一样注重人事的重要作用。只不过大禹善治的是水,而君子善导的是人。“导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势。”(210) 对于“暗昧难明”的道,他提出了“治学”与“虚道”的基本路径以近道。

首先是“治学”。他说:“学也者,所以疏神达思、怡情理性,圣人之上务也。”(211) 人蒙昧无知时,就好比宝物深藏在幽暗的屋子,找不见,一旦白日照耀,则群物都能分辨清楚了。“学者,心之白日也”。古代社会立教官,掌教国子,教以智仁圣义中和六德、孝友睦姻任恤六行、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三教备而人道毕矣”。学是实现人的意愿的重要途径。他说:(www.xing528.com)

倦立而思远,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矫首而徇飞,不如循雌之必获也;孤居而愿智,不如务学之必达也。故君子心不苟愿,必以求学;身不苟动,必以从师。言不苟出,必以博闻。是以情性合人,而德音相继也。孔子曰:弗学何以行,弗忠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谓师人矣。马虽有逸足,而不闲舆则不为良骏;人虽有美质而不习道则不为君子。故学者求习道也。……子夏曰:日习则学不忘,自勉则身不堕,亟闻天下之大言则志益广。故君子之于学也,其不懈犹上天之动。(212)

君子应是一个习道者,一位学者。“人虽有美质而不习道则不为君子。故学者求习道也。”并非只有贤者学于圣人,圣人亦相因而学。如孔子学于文武,文武学于成汤,成汤学于夏后,夏后学于尧舜。“故六籍者,群圣相因之书也,其人虽亡其道犹存。”同时,学者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终身的事。学要有志:“志者学之师也;才者学之徒也。学者,不患才之不赡而患志之不立。学者所以总群道也。群道统乎已心,群言一乎已口,唯所用之。”(213) 学者的根本在“立志”,而非才智上不足。学习的目标在于“群道统乎已心,群言一乎已口,唯所用之”。此外,他还认为知识的实践“行”重于单纯的思虑或思考:“倦立而思远,不如速行之必至也。”可见,在徐干看来,“人道”虽非“天道”,却是需要通过“学”与“习”去掌握的。

其次是“虚道”。所谓“虚道”,即通过“虚”的方法而认识大道。“虚”主要是道家的思想方法和认识方法。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道德经》第十六章)庄子也说“唯道集虚”,(《庄子·人间世》)又说“虚室生白”。“虚”是一种减和损的认识方法。徐干吸收了道家的思想。他说:“人之为德,其犹虚器与!器虚则物注,满则止焉。故君子常虚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群之才,加乎众人之上,视彼犹贤,自视犹不足也,故人愿告之而不倦。”(214) 他非议人们的自以为是:“人心之于是非也,如口于味也。口者非以己之调膳则独美,而与人调之则不美也。故君子之于道也,在彼犹在己也,苟得其中,则我心悦焉,何择于彼?苟失其中,则我心不悦焉,何取于此?”(215) 道不是个人主观上所感觉到的,它不取决于个人的主观好恶或选择。所以,“君子之于道也,在彼犹在己也”。

如果说“学”是知识的累积过程,那么,“虚”就是心志的客观化过程。知识的累积并非直接通向大道,故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道德经》第四十八章)。徐干则站在儒家立场吸收了老子的思想。他认为,君子之务在善道,善无大小,均载于心,然后举而行之。即使才智、口辩、勇决超过常人,也不足为贵。“君子之所贵者,迁善惧其不及,改恶恐其有余。”通常眼能察远而不能见近,心也如此。故“君子诚知心之似目也,是以务鉴于人以观得失”(216) 。可见,和传统儒者一样,徐干所谓“道”,并非仅指客观外在的自然规律,而主要是儒家所谓的“人道”。

对于鬼神,徐干一方面承认其存在,但另一方面又从认知角度表达他的观点。他说:“人性之所简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独。夫幽微者,显之原也;孤独者,见之端也。胡可简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独而慎幽微。虽在隐蔽,鬼神不得见其隙也。”(217) 鬼神似乎无所不在地监视着人们。故君子“敬孤独而慎幽微”。他还说:“故易曰:君子以恐惧修省,下愚反此道也,以为己既仁矣智矣神矣明矣,兼此四者,何求乎众人。是以辜罪昭著,腥德发闻,百姓伤心,鬼神怨痛。”(218) 个人的修养无论达到什么程度,都可能存在瑕疵,都不是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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