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通史.秦汉卷：无神论思想及其影响

由于仲长统生活在汉末社会大动荡的历史时代,经历了风起云涌的黄巾军农民大起义、残酷的党锢之祸以及献帝最终逊位于曹氏这一标志东汉最终覆亡的重大历史事件之后,他对社会特别是传统儒家天命的认识和东汉其他的思想家有很大的不同。仲长统认为获胜的一方并非取决于神秘的天命,甚至不是道德仁义的观念,而是实力。他说:

豪杰之当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无天下之分,故战争者竞起焉。于斯之时,并伪假天威,矫据方国,拥甲兵与我角才智,程勇力与我竞雌雄,不知去就,疑误天下,盖不可数也。角知者皆穷,角力者皆负,形不堪复伉,势不足复校,乃始羁首系颈,就我之衔绁耳。夫或曾为我之尊长矣,或曾与我为等侪矣,或曾臣虏我矣,或曾执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诅,幸我之不成,而以奋其前志,讵肯用此为终死之分邪?(132)

天下本无分,故起争端。正统儒家认为应以礼义来规定不同人的度量分界,从而组成社会秩序井然的和谐社会。但仲长统则以他在乱世的观察认为是豪杰“角知”和“角力”的结果。只是因为他们“角知者皆穷,角力者皆负,形不堪复伉,势不足复校”,方才“羁首系颈,就我之衔绁耳”。这样,社会秩序的终极理由不是命定或所谓时运,也不是人们所标榜的伦理道德原则,而是豪杰彼此之间的“知”与“力”等实力的较量。

但是,伦理观念虽不能最终决定历史,却能以某种方式解释并影响历史,在特殊的政体中使人有一种特殊的感受。“及继体之时,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赖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贵,安居乐业,长养子孙,天下晏然,皆归心于我矣。豪杰之心既绝,士民之志已定,贵有常家,尊在一人。当此之时,虽下愚之才居之,犹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133) 因“豪杰之心既绝,士民之志已定”,使所有的纷争成为徒然;而又因政体的原因,长久的“贵有常家,尊在一人”,无疑滋生新的弊端,就是凡庸之才似乎也能够起到很大作用,甚至于“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问题还在于,社会一经稳定,秩序一旦形成,又有巨大惯性,其中出现的危机,不容易为普通人所自觉。这时,“暴风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阳春时雨,不足以喻其泽,周﹑孔数千,无所复角其圣;贲﹑育百万,无所复奋其勇矣”。

从这种思考中,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不其然与?故审我已善,而不复恃乎天道,上也;疑我未善,引天道以自济者,其次也;不求诸己,而求诸天者,下愚之主也。”(134) 在他看来,“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即人事是成败的根本,所谓天道是因人事修为上的不同而有差别地与人发生关系,归根结底是由人事决定的。他将人事与天道的关系分为三种情况:一是自我反省达到己善,则不依赖天道;二是怀疑自己仍未善,借天道以助己力;最后是不求诸己,而求诸神秘之天的凡庸愚昧。他认为,作为王者,应争取第一种情况:“诚忠心于自省,专思虑于治道,自省无愆,治道不谬,则彼嘉物之生,休祥之来,是我汲井而水,出爨龟而火燃者耳,何足以为贺者耶?故欢于报应,喜于珍祥,是劣者之私情,未可谓大上之公德也。”

在仲长统那里,“天道”类同儒家所谓“天命”,和“天”的概念有区别。“天”即自然,“天”无意志和目的。“天”的运行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们只要顺“天时”,如适时播种,辛勤管理,及时收获,就有好收成。收多收少不在于“天命”,而是在于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天为之时,而我不农,谷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至焉,时雨降焉,始之耕田,终之簠、簋,惰者釜之,勤者钟之。矧夫不为,而尚乎食也哉?”(135) 人只有尊重“天”,不失时机地利用客观条件,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又说:“稼穑不修,桑果不茂,畜产不肥,鞭之可也;杝落不完,垣墙不牢,扫除不净,笞之可也。此督课之方也。且天子亲耕,皇后亲蚕,况夫田父而怀窳惰乎。”(136) 各行各业,应各司其职,若不尽责,方可责罚。如果皇帝亲耕,皇后亲蚕,农夫断无有他心而不事耕作者。

由此,仲长统批判了所谓“神的旨意”。他认为创业者夺得天下,建立霸业是由人事所致。同样,王朝由盛而衰,毁业亡国,也是由人事所为。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宗教“天命”决定社会兴衰的说教,从而否定了宗教神学的统治地位。这在两汉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卓见”。(www.xing528.com)

同时,仲长统通过反思历史而描述了天人关系上的几种可能。“昔高祖诛秦、项,而陟天子之位;光武讨篡臣,而复已亡之汉,皆受命之圣主也。萧、曹、丙、魏、平、勃、霍光之等,夷诸呂,尊大宗,废昌邑而立孝宣,经纬国家,镇安社稷,一代之名臣也。二主数子之所以震威四海,布德生民,建功立业,流名百世者,唯人事之尽耳,无天道之学焉。然则王天下、作大臣者,不待于知天道矣。所贵乎用天之道者,则指星辰以授民事,顺四时而兴功业,其大略也。”(137) 一切均“唯人事之尽耳,无天道之学焉”。如果说还有什么天之道值得人们重视的话,那就是,无论君臣,所贵者都在根据季节时令而颁布政令,根据客观条件来建功立业。这样的话,吉凶由人而不由天。“故知天道而无人略者,是巫医卜祝之伍,下愚不齿之民也。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乱迷惑之主,覆国亡家之臣也。”(138) 只有巫医卜祝和愚昧无知的人,才不从人事而寄望于天命。君臣如果信天命而不务人事,必然导致覆国亡家。因而,“丛林之下为仓庾之坻,鱼鳖之堀为耕稼之场者,此君长所用心也。是以太公封而斥卤播嘉谷,郑、白成而关中无饥年。盖食鱼鳖而薮泽之形可见,观草木而肥绕之势可知”(139) 。

仲长统重人事的态度十分鲜明。人们只能在尽人事的前提下致力于身心修养,不幸如有疾病则以汤药去之,有灾祸则反思自己。即使有所谓祷祈之礼、史巫之事,其根本仍在教人尽中正,竭精诚,而非务那些“淫厉乱神之礼”“侜张变怪之言”、抑或“丹书厌胜之物”这些可笑的事情上。

他批评时政说:

简郊社,慢祖祢,逆时令,背大顺,而反求福右于不祥之物,取信诚于愚惑之人,不亦误乎?彼图家画舍,转局指天者,不能自使室家滑利,子孙贵富,而望其能致之于我,不亦惑乎?今有严禁于下,而上不去,非教化之法也。诸厌胜之物,非礼之祭,皆所宜急除者也。情无所止,礼为之俭;欲无所齐,法为之防。越礼宜贬,逾法宜刑,先王之所以纪纲人物也。若不制此二者,人情之纵横驰骋,谁能度其所极者哉?表正则影直,范端则器良。行之于上,禁之于下,非元首之教也。君臣士民,并顺私心,又大乱之道也。(140)

为何历史上有那么多人不知这个道理呢?仲长统认为,这是由于人们习惯并适应于某些事件而熟视无睹。“鲍鱼之肆,不自以气为臭;四夷之人,不自以食为异,生习使然也。居积习之中,见生然之事,孰自知也?斯何异蓼中之虫,而不知蓝之甘乎?”(141) “至于运徒势去,犹不觉悟者,岂非富贵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乱从此周复,天道常然之大数也。”(142) 这也从侧面说明,在仲长统看来,“天”或“天之道”并不容易为凡庸之人所认知。

仲长统虽然并不信天命、鬼神,但也未能彻底摆脱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