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化思想：解决流弊与培养美德的重要性

“德”,是儒家的重要伦理观念。“德者,得也。内得于己,外得于人”。王符则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修己的实践出发来理解。他说:“德者,所以修己也。”(47) “化”包括二层意思。一是去掉、消除、消解、改变、淳化的意思,如“化性”“化俗”;二是生成、产生、变成的意思,如“天地之化育”“人化物者也”。“德化”思想因而一方面是要以“德”去“化”解和消除流弊乃至人性的负面,另一方面是以“德”生成和成就美德。王符主张的“德化”或“敦德化”思想是包含着这两个方面的。

王符说:“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教,莫神于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致之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48) “苞”与“包”同义。可见,所谓“德”,是具有包容性、涵容性的。道德教化,可淳化人之情性,规范人的行为。他不仅认为人君治理国家,应该尊道德,美教化,认为这是因人的性情之根本所决定的;而且认为“德化”政治只有君主权力才可以实现。就民之本性而言,上智与下愚者都是很少的,多数为“中庸之民”。对于“中民”,若蒙善化,则人们大都有士君子之心;若被施恶政,则人们皆难免有怀奸乱之虑。单独看,“德化即是性情人格之完成”(49) 。为此,他提出了“德气”和“正气”的概念。

“气”原本属于物质性的概念,如天、地、山、水、日、月、星辰,都是“气”之“动”与“变”;而“德”“正”属于伦理修养的范畴。王符提出“德气”“正气”的观念,无疑是认为道德精神的修养不仅可以变化人心,影响形体面貌,而且“德”的修养可以感动“气”的变化。这里,显然,他已触及儒家道德实践的重要问题:社会正义的存在需要大环境作支持。他认为,气本身的运动变化,影响是很大的,一切不过是气的变化。一当正气树立,德气流布,万物皆从此而化。“正气所加,非唯于人,百谷草木,禽兽鱼鳖,皆口养其气。声入于耳,以感于心,男女听,以施精神。资和以兆衃(肧也——引者),民之胎,含嘉以成体。及其生也,和以养性,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胑(肢也——引者),实于血脉,是以心性志意耳目精欲无不贞廉、絜怀履行者。此五帝三王所以能画法像而民不违,正己德而世自化也。”(50) “正气”通于人也通于百谷草木,禽兽鱼鳖。这是指人有“正气”,天地自然正。正气之声可以感动人心,从还在娘胎之中到日后的生活,皆凭借“和”(和气)而得以养。伦理品德的涵养和身体四肢的发育是一体相关的。这里,含有儒家工夫论的基本原理。在王符看来,只有做到“和德气与未生之前”,才能享有“天地交泰,阴阳和平……德气流布而颂声作也。”(51) “德气”“正气”的思想表明,王符并非简单重复先儒的伦理道德思想,而是在前人所未明确彰显之处有独到发挥。

“德化”的实现却不能不依赖政治,“德化”政治的具体表现就是“德政”,相反则是“恶政”。“德政”和“恶政”,往往导致截然相反的社会格局。不同的政治,造就不同的国民与国家。“夫化变民心也,犹政变民体也……国有伤明之政,则民多病目;有伤聪之政,则民多病耳;有伤贤之政,则贤多横夭。夫形体骨干为坚强也,然犹随政变易,又况乎心气精微不可养哉?”人生寿夭容颜,都与政治密切相关。只要在上的统治者能够实现“德化”之政,就没有冥顽不化的黎民百姓。王符说:“夫化变民心也,犹政变民体也。德政加于民,则多涤畅、姣好、坚强、考寿;恶政加于民,则多罢癃、尪病、夭昏札瘥。”(52) 这里结论明显。国之不治,有子暴父臣弑君的事情发生,都不是一朝一夕演变成的,而是日积月累的“恶政”所导致的。王符不仅认为“德化”是必需的,而且认为政治面貌和治理方法,对于国家社稷乃至人民生命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他不是一个就事论事的学者,而是认为手握权力的君主,对于天下负有重要的责任。君主能“仁”,则百姓无不仁者。可见,中国古代儒家的所谓人治,并非一般的人治,其实质是精英政治。

王符和大多数儒家一样不仅意识到政治对于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而且认识到政治和道德二者必然的互动关系。王符认为,上古时代,以道事君,以仁抚世,润泽草木,兼利外内,“普天率土,莫不被德”(53) 。在后世则不然。后世之臣不知顺天意民心,往往以破敌者为忠,以多杀者为功臣。那些曾经为秦国立下大功的人,如白起、蒙恬,天以之为贼。那些为汉世皇上所宠幸的佞臣,天以之为盗。因为“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可见,在王符看来,所谓德政其实已经包含着按德与能而授官行政的内容在内。

“德化”的社会意义虽需要通过政治权力才能充分实现,但是,如果君主自己无德,要实现“德政”乃至“德化”就是不可能的。“德化”除了表现为社会化的“德政”,也可以表现在个人的内心精神方面。在个人内心生活方面,他认为要做到四个条件才能成为理想的“大男”人格:“世有大男者四,而人莫之能行。一曰恕,二曰平,三曰恭,四曰守。”(54) 所谓恕,是孔子“恕”德的发挥。概言之,“大男”不以自己做不到的事责备人;不以自己能够做到而讥笑做不到的人;待人接物须讲究礼敬与恩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先善人之忧己而忧之,不记恶人之忘我而常念之。所谓“平”,是指公平、平正。“内怀鸤鸠之恩,外执砥矢之心;论士必定于志行,毁誉必参于效验。”不人云亦云,善恶无关于富贵贫贱地位高下。所谓“恭”,指谦恭。无论内外、贵贱、长少,“其礼先入,其言后出;恩意无不答,礼敬无不报;睹贤不居其上,与人推让;事处其劳,居从其陋,位安其卑,养甘其薄”。所谓“守”,即守“心”。“有度之士,情意精专,心思独睹,不驱于险墟之俗,不惑于众多之口;聪明悬绝,秉心塞渊,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心坚金石,志轻四海,故守其心而成其信。”“守”之“情意精专,心思独睹”,“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心坚金石,志轻四海”,可以说就是诚一之心,不动之心,是修养所达到的心灵之自觉,不为任何环境而发生改变。(www.xing528.com)

王符直面东汉社会的现实,他发现按照儒家伦理,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普遍必然地导致善的后果。之所以贤愚不肖的人品并不一定导致相应的社会地位,是因为人的内心可虚伪做假,“以其心行恶也”(55) 。特别是在利益关系敏感的政治体制中更为明显。“忠臣必待明君,乃能显其节,良吏必得察主,乃能成其功。”(56) 相反,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修善则见妒,行贤则见嫉。”(57) 针对《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所说:“无罪无辜,谗口敖敖”,“彼人之心,于何不臻”,王符说:“由此观之,妒媢之攻击,亦诚工矣,贤圣之居世也,亦诚危矣。”(58) 因此,“德不孤,必有邻”是一方面,而在人心不古的时代,则亦会有人性的另一面。

由于时代特点,王符不仅没有简单重复先儒的伦理道德思想,而且对先秦诸子的思想有所吸收。故人称其学的特点是:“其学折中孔子,而复涉猎于申、商、刑名、韩子杂说,未为醇儒。”(59) 他的学术思想“是不能简单地用‘儒家’二字来概括的”(60) 。

比如,体现在国家治理问题上,王符就并未局限于“德治”而同时主张借鉴法制。他说:“夫法令者,君之所以用其国也。君出令而不从,是与无君等。”(61) 他认识到,社会之所以有一定秩序而不乱,是因为有官吏,官吏之所以不敢犯奸作科,是因为有法。“法者,君之命也。”(62) 还说,“法以君为主,君信法,则法顺行。君欺法,则法委弃”(63) 。“国君之所以致治者,公也。公法行,则轨式绝。”(64) 因此,官吏和君主政体与法,都是不可没有的。他还主张以选举方法选贤能,而不是任人唯亲;主张考核官吏;对于人治条件下沽名钓誉的大赦有种种批评,甚至主张不姑息养奸的重刑,等等。这些思想,和韩非子“因任而授官”“重法”的思想有相近的地方。

不过,王符主体上仍以儒家为主,法家思想只是其思想的辅翼。所以,如果说他主张法治,也是德化条件下的“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