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对鬼神思想的批判

王充是中国古代无神论的代表。其无神论思想继承了桓谭的观点,主要体现在对流行的鬼神思想的批判方面。其中,《论死篇》《伪死篇》的主要内容就是批判传统鬼神思想。

当时流行看法是,人死后成为鬼,还有知觉,并会害人。王充恰好相反,认为人死后无知觉,也不能变成鬼来害人。

首先,王充从人和物的共性来论人死不能为鬼。“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为鬼,人死何故独能为鬼?”(173) “死人”应为“人死”。显然,从物死不能为鬼来说明人死后是否为鬼的说服力不够。基于人和物的差别,他又说:

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朽则消亡,荒忽不见,故谓之鬼神。

人死精气灭,血脉竭,因而其形体腐朽,化为灰土。所谓鬼,即归于土之意。从其荒忽无形看不见的角度说,可称为神。他还说:“妖气为鬼,鬼象人形,自然之道,非或为之也。”(174)

关于鬼神,当时还有另一看法,认为阴气逆物而归谓之鬼,阳气导物而生谓之神。王充则认为:“神者,伸也,申复无已,终而复始。人用神气生,其死复归神气。阴阳称鬼神,人死亦称鬼神。”气之生人,好比“水之为冰也。水凝为冰,气凝为人;冰释为水,人死复神”一样。王充把人之生死看成是一个自然过程,所谓鬼神就是阴阳的两个方面而已。

类似关于鬼神的观点亦见于《韩诗外传》《孔子家语·哀公问政》和《礼记·祭义》。王充所谓“人死精神升天,骸骨归土,故谓之鬼。鬼者,归也;神者,荒忽无形者也”,和《祭义》“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此百物之精也,神之着也”(175) 的说法大体相同。王充的主要特点是批判当时流行的人死之后还有知觉并能害人的观点。

王充有时又认为人死为鬼之事难认定:“实者死人暗昧,与人殊途,其实荒忽,难得深知。有知无知之情不可定,为鬼之实不可是。”(176) 圣心贤意,也只能“方比物类”来认识。人看见鬼像活人的形状,仅凭这一点就可认定鬼并非死人的精气变成的。同理,人死精气散亡,“何能复有体,而人得见之乎”?他认为,人死后,其形体朽坏,不可能再变化为活人的身体。假如人死还能转化为有形的鬼,那么,自古以来死人何止亿万数!岂不是道路上一步一鬼,到处是鬼?人死像火灭一样,岂能复燃?人们都认为鬼为人死后之精神,为何见到的鬼并非“裸袒之形”?衣服是无精神的。“精神本以血气为主,血气常附形体,形体虽朽,精神尚在,能为鬼可也。今衣服,丝絮布帛也,生时血气不附着,而亦自无血气,败朽遂已,与形体等,安能自若为衣服之形?”(177) 所以,鬼是不可能有活人形体的。最后,人死不能为鬼,因为人未生无所知,其死归无知之本,何能有知乎?

人有知是因有以五藏为基础的形体,形体则须气而成,气须形而知。人死形体朽坏,当然就无知了。

围绕人死是否有知觉的问题,王充还反复进行了分析论证。他认为,人死和昏迷、处于睡梦中是一样的没有知觉。“人梦不能知觉时所作,犹死不能识生时所为矣。”他认为,若死人也有知觉,必怨恨凶杀,那么,破案就没任何困难。人就像火一样,死无知觉,火灭不会复燃。“谓人死有知,是谓火灭复有光也。”如果人死有知觉,那么夫死妻改嫁,妻死夫更娶,以有知验之,定会大忿怒。现在夫妻死者寂寞无声,再嫁娶者平安无祸,这就证明人死而无知。(www.xing528.com)

人死枯骨在野外。野外有时发出哀鸣之声,好像夜间人哭一样,有人认为这是死人发出的声音,其实是错误的。活人能说话叹息,是因气包含在口喉中,动摇舌头,口一张一合,所以能说话。“人死口喉腐败,舌不复动,何能成言?”

从精神依赖形体的观点出发,王充认为表达心意知觉的语言能力,也依赖形体。他说:“人之所以能言语者,以有气力也。气力之盛,以能饮食也。饮食损减则气力衰,衰则声音嘶,困不能食,则口不能复言。夫死,困之甚,何能复言?”既然人的形体是基础,在此基础上才有语言,那么,形体死亡毁坏,就不可能再有能力害人。

王充认为,人禀受自然之气,与物有相同的精气,所以能与物相交换。等到人生了病,精气衰弱之时,那种物的精气就会来侵犯他了,它就以熟悉或不熟悉的所谓鬼的形象出现了。所谓鬼不过是人思念存想而为的。“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178) 人死与鬼无关,是疾病所致。人不生病则不畏惧,人生病则气倦精尽,“畏惧鬼致”。“病人命当死,死者不离人”,即病人命当死的话,还是由人的身体原因而非鬼所决定的。史上关于鬼的各种传说,除个别可存疑外,他通常都用气构成万物的观点加以解释。所谓鬼,不过是世间各式各样的由无知的“阳气”构成的。他说“凡天地之间,气皆纯于天,天文垂象于上,其气降而生物。气和者养生,不和者伤害。本有象于天,则其降下,有形于地矣。故鬼之见也,象气为之也”。

王充还认为人们难解的现象如“妖”也是气。他说:“夫非实则象,象则妖也。妖则所见之物非物也,非物则气也。”其所谓“非物则气”的妖象,与人死为鬼或有不同,但终归都是气。有的妖气模仿人的形状,有的则是人含着妖气表现出一种怪异现象。如果妖气现出人形,人们就以为所见是鬼。如果人含气为妖,就成巫之类了。然而,事情发生时都有一定的征兆,还有一个逐步的过程,不会猝然出现。其间情况复杂,但还是有迹可循。“国将亡,妖见;其亡非妖也。人将死,鬼来,其死非鬼也。”真实情况是:“亡国者,兵也;杀人者,病也。”

王充认为,无论妖还是鬼,都是“太阳之气”。能伤人之气为毒。“天地之气为妖者,太阳之气也。妖与毒同,气中伤人者谓之毒,气变化者谓之妖。”“太阳之气”,盛而无阴,所以只能为象不能为形。其无骨肉,有精气,故一见恍惚,很快就会消失。“诸鬼神有形体法,能立树与人相见者,皆生于善人,得善人之气,故能似类善人之形,能与善人相害。”这样一来,王充对鬼的看法又不能完全与他所反对的鬼神观完全区别开。“天道难知,鬼神暗昧,故具载列,令世察之也。”(179) 他把人难知的太阳之气看成是实有的。“或谓之鬼,或谓之凶,或谓之魅,或谓之魑,皆生存实有,非虚无象类之也。”(180) 但是,鬼不能有知不能害人这一点,王充是始终坚持的。人们之所以有祭祀活动,不过是“主人自尽恩勤而已,鬼神未必歆享之也”(181) 。至于古人的占卜活动,则是求知的需要。“天意难知,故卜而合兆,兆决心定,乃以从事。”(182)

在《解除篇》中,对祭祀和解除作了分析。祭祀为了求福,解除则为去凶。然而,王充认为,“祭祀,厚事鬼神之道也,犹无吉福之验”,因鬼神无形无知不能害人。鬼神无形体,无口舌,也无喜怒。吉凶祸福终归“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183) 。他说:“论解除,解除无益;论祭祀,祭祀无补;论巫祝,巫祝无力。”在他看来,祭祀不可得福,解除不可去凶。礼义败坏才会导致迷信鬼神,“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不修其行而丰其祝,不敬其上而畏其鬼”,“通人”不会做这种事情。然而,国运有远近,人命有长短,皆有定数。“鬼神之集,为命绝也”,驱鬼无补于事,正如“杀虎狼,却盗贼,不能使政得世治”一样。正所谓“夫礼不至则人非之,礼敬尽则人是之”。其“推人事父母之事,故亦有祭天地之祀”,“推人事鬼神,缘生事死。人有赏功供养之道,故有报恩祀祖之义”。

总体来看,王充批判鬼神思想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他的主要论据是人与物相“通”,都是元气的变化。精神依附于元气。若精神有病,可因“知其物然而理之,病则愈矣”。但人死而形体朽坏,精神失去依靠而散亡。“夫人之精神,犹物之精神也。”虽然人贵于物,有精神能够成事,但若崇拜鬼神则就是崇尚物的精神了。只有人活着有形体,才有力量,也才可能害人,人死精神散亡,当然也就不可能害人。只有五行之物可以害人。因此,“使人死,精神为五行之物乎,害人;不为乎,不能害人”。第二,王充以实证科学的立场和逻辑推理的方法分析和认识人们鬼神的观念。他认为“与世俗同知,则死人之实未可定也”(184) 。又认为生死异途,人鬼异类,“鬼神未定”。因此,分析和认识鬼神始终是以人的经验观察和理性思考为结论的根本。人世间所有祭祀,就如人事关系往往都是为了功利目的一样,“皆为思其德,不忘其功也”,“祀为报功者”。他的所谓鬼神,其实是人的理性可理解的鬼神,而非非理性之鬼神。这是他彻底贯彻中国古代无神论的鲜明体现。他的所有批判都服从这一原则。

王充观点的合理性在于:他从物理和生理的角度,从人和物、生物在不同程度上有相通之处思考。人活着需要和物质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否则,人无法生存。人也因其有身体、有体力才可能害人,人死之后,不可以害人。针对史书所记与世上流传的一些所谓人死后变成鬼、有知、能害人的事例,运用大量生活常理进行类比推论,逐个分析其说的不合理处,加以批驳,指出“世多似是而非,虚伪类真”,始终坚持“死人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的观点。其对鬼神迷信的批判在许多地方是较有说服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