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哲学中的效验：理论是否有效、有征

王充哲学认识论的另一特点是主“效验”。他认为理论应落实到生活实际中。“论则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虚之事,辄立证验。”(95) 这是他不仅区别于老子自然哲学,也有别于董仲舒的“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的地方。他说:“道家论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验其言行,故自然之说未见信也。”(96) 因此无法落实在日常生活之中而流于空泛。董仲舒则将儒家重道义的原则发挥到超功利的程度。王充则凭其“实知”“实诚”的态度来讨论思想理论的根据和检验问题。他说:“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97) “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98) “信”的问题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思想理论能否信实、实诚,这是理论是否符合实际的问题。二是理论是否为人们所相信的问题。显然,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建立在前者基础之上的。理论是否符合实际的问题,在王充看来,就是一个理论是否有效、有征,是否有效验的问题。理论若有效验,就能被人相信。同时,人们相信一种理论本身,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效验。

王充认为,议论辩说要“实事考验”,包括“效”“验”两个方面。效,即效应、效果;验即能得到验证、检验。是否有效是检验的重要尺度。违背实事的事情,一般不可能有长期的良好效果,不能得到检验,也就不会为人所信服。他认为没有“效验”的空洞说教只能是“虚”而无“实”的。凡事需要“证验,以效实然”。某种意义上说,《论衡》的宗旨即是“疾虚妄”。

从效验的原则出发,王充认为著述必须“得实”,要“考实根本”,而非“华虚夸诞”“道乖相反违其实”;同时,应有利于操作以便“富国丰民,强主弱敌”,而非追逐析言剖辞,务曲折之言,“无道理之较,无益于治”。没有道理的言说,不能说服人。王充认为,单纯言论本身是不可轻信的,需要“试”“考”即实证。无论好事坏事,都不能仅凭听闻来裁决。赏善罚恶之事都要据实来决定。

夫闻善不辄加赏,虚言未必可信也。若此,闻善与不闻,无以异也。夫闻善不辄赏,则闻恶不辄罚矣。闻善必试之,闻恶必考之,试有功乃加赏,考有验乃加罚。虚闻空见,实试未立,赏罚未加。赏罚未加,善恶未定。未定之事,须术乃立,则欲耳闻之,非也。(99)

善恶之事需要在现实中验证,然后奖善罚恶。若善恶不能确定,就需要求实的方法来探究,而非依靠道听途说。道是贯穿在一切事物中的法则或规律,成功者必须以遵道而行为必要条件。在此,王充认为圣人之言和文章的关键都在真实可验。“圣人之言与文相副,言出于口,文立于策,俱发于心,其实一也。”(100) 所以,求学问,即使是贤圣之知,也理应在实际事务中得到验证。

虽然理论、言说都应符合事实,可检验有效应,但就不同的理论和言说而言,其所谓实事则是不相同的。他说:“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验也。《易》曰:‘圣人之情见于辞。’文辞美恶,足以观才。”(101) 文章成就是国家和人格成就的表征。他说:“鸿文在国,圣世之验也。”(102) “(孔子)从知天命至耳顺,学就知明,成圣之验也。”(103) 检验才是否高、知是否深,是否是“圣世”,是否“成圣”,其效应是不同的。他认为:“唯圣贤之人,以九德检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于九德,言不验于事效,人非贤则佞矣。”(104) 王道政治也需事实作为效验。(www.xing528.com)

“故夫王道定事以验,立实以效,效验不彰,实诚不见。”(105) “上书不实核,著书无义指,‘万岁’之声,‘征拜’之恩,何从发哉?”(106) 如果要作文著书,也应言之有物,否则口呼“万岁”、接受“征拜”,都无恰当理由。论事不以为支干和五行相生的迷信去推演,而应强调“有事理曲直之效”(107) 。比如,武王以甲子日胜,纣却以同日败,“二家俱期,两军相当,旗帜相望,俱用一日,或存或亡”,胜败的原因不在日期。

既然凡事都要讲效验,那么,面对东汉符瑞应盛行的状况,王充是何态度呢?应该说,他没完全否认瑞应,甚至在年轻时还有歌功颂德以求仕进的动机,但可能在发现仕途无望之后,就基本坚持他的本来的立场和观点了。不过,他却认为儒者通常言过其实。“夫儒者之言,有溢美过实。瑞应之物,或有或无。夫言凤皇、骐之属,大瑞较然,不得增饰,其小瑞征应,恐多非是。”(108) 瑞应可有可无,因而,“圣主治世,期于平安,不须符瑞”(109) 。王充并不否认当世有圣人的可能,只是世儒不知,汉代为太平之世,但世儒厚古薄今,不愿承认。他认为:“实商优劣,周不如汉。”“汉有实事,儒者不称;古有虚美,诚心然之。信久远之伪,忽近今之实。”(110) 即使没有瑞应,也有足够证据证明这一点。虽无物瑞,但百姓宁集,风气调和,也是祥瑞。

如果剔除王充在漫长人生岁月中偶有呈歌功颂德之词的动机,总体看他仍是保持“实诚”品格注重效验的学者。这一点和桓谭很相似。在王充看来,像公孙龙、邹衍这样的“大才之人,率多侈纵,无实是之验;华虚夸诞,无审察之实”(111) 。“其文少验,多惊耳之言。”他说:“论说之出,犹弓矢之发也。论之应理,犹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论以文墨验奇。奇巧俱发于心,其实一也。”(112) 无论是古书言论,还是历史传说,王充均主张“验之于物”“实核之”。但是,以物来核实检验,需要所说的东西是实际存在的,“殆无其物,何以验之”?显然,王充的这种思想确有科学实证论的倾向,自然也有其限制性。

不过,王充并未陷入以成败得失作为标准的狭隘功利主义。他说:“夫道无成效于人,成效者须道而成。”“故事或无益而益者须之,无效而效者待之。”(113) 并不能就事论事地看待有无效益。“时或实然,证验不具,是故王道立事以实,不必具验。”(114)

王充的求实就是求真。这种求真的精神在当时的氛围中实属难得。如果说他的所谓实知一方面在求知实,那么,另一方面就是识知的效验,即在求找到真问题的同时,真的解决问题。王充在对世风时弊的批判中表现出了他的勇气,求真求实的实证精神则作为其批判现实的锐利武器表现了他的睿智。同时,人文道德也需要考虑事实基础的问题。无视或者脱离这个基础的善与美是难以具有绝对的价值和完全正面的意义的。王充之所以把他的学术探讨看成“疾虚妄”,就是因为那种仅讲社会名教层面的善与美,脱离生活实际,都可能离开了生活的真实,形成全民族共同造假的局面。因为,一定意义上,只有实证精神可以“作为真正解决精神与道德大混乱的唯一可行基础”(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