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的实知观点及其价值

在认识论上,王充坚持朴素的认识论观点,一方面强调“实知”,另一方面又注重实效,认为认识需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他的这种思想对于中国古代哲学而言是十分有特色的。

王充将“识知”看作“人为贵”的基本特征。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贵其识知也。”(74) 识知和智慧是人所独有的。他甚至说:“人无耳目则无所知,故聋盲之人,比于草木。”(75) 此话后半部分当然不对,但其前半句,则肯定了感性认识不仅产生于感官,且为认识的基础。他说:“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76) 但是,重视知识却不意味着他视知识的获得为探囊取物。他对哲学的追求所谓“疾虚妄”“讥俗”等思想中隐含的思想内核则是知识获得之难。

王充说:“凡事难知,是非难测。”(77) 还说:“大(天)道难知。”(78) 《纪妖》《订鬼》《讥日》诸篇都有“天道难知”之语。又说:“天下事有不可知,犹结有不可解也。”(79) “故夫难知之事,学问所能及也;不可知之事,问之学之,不能晓也。”难知之事毕竟通过学问而可以知,“不学自知,不闻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圣人不能先知。但他同时承认有通过学问仍“不能晓”和“不可知之事”。天下事虽有某些原因才产生,但要清楚地认识并不容易。

王充认为,世间或许已有凤凰、麒麟混杂在天鹅、喜鹊、獐、鹿之中,世人无法辨认出来。就如美玉隐于石头中,楚王、令尹不能识别那样,故卞和有抱玉泣血之痛。人的德性也是这样难以认识,“夫圣人难知,知能之美若桓(谭)、杨(雄),尚复不能知,世儒怀庸庸之知,赍无异之议,见圣不能知,可保必也”(80) 。子贡事孔子一年,自谓胜过孔子;二年,自谓与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以子贡识孔子,三年而后方定,世儒无子贡之才,其见圣人,当然不识。

对于不可知之事怎样面对呢?他说:“天意难知,故卜而合兆,兆决心定,乃以从事。”(81) 这不失为是对卜祀活动的一种解释。

当然,王充并未突出事物不可知的一面,不能说他是不可知论者。但他是一个对人类认识持谨慎态度的人,这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不多见的。人们要使自己的行为正确有效,就须了解事物本身的相互关联及其与人事活动联系。王充说:“故夫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故汉立兰台之官,校审其书,以考其言。董仲舒作道术之书,颇言灾异政治所失,书成文具,表在汉室。”(82) 所谓“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就是认为圣贤教人,在于人事和教化的有效性、正确性。客观的政治情势是抽象思想或重要著述产生的原因。但可惜的是,一般人没有认识到。

相反,世俗之人易被自身官能所限制,更易被日积月累的文化和社会现象所蒙蔽。

在王充看来,如果圣贤能“先知”,也并非凭空臆断,而是“据象兆,原物类”,“原理睹状”,然后“任术用数,或善商而巧意”,才能“处着方来,有以审之也”。因而,圣贤据此可“见变名物,博学而识之。巧商而善意,广见而多记,由微见较,若揆之今睹千载,所谓智如渊海”。他断定:“圣贤不能性知,须任耳目以定情实。”(83) 还说:“所谓圣者,须学以圣。以圣人学,知其非圣。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性知者。”(84) 没有生而知之者,圣人须学而后成。既然这样,就必是“任耳目以定情实”。他认为,理性认识需要感性经验做基础。“独思无所据,不睹兆象,不见类验”,即使是圣人也不能有知识。但仅靠耳目却又有限制。王充认识到,“夫论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是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也。夫以耳目论,则以虚象为言,虚象效,则以实事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如果以外在现象来确定是非,相信见闻,不经过内心理性的“诠订”,这就是以耳目来判定是非。如果以耳目判定是非,那就是以虚假的现象当作言说和效应的真实,反而以真实的东西为虚假了。所谓“不徒耳目,必开心意”,即不能停留于耳目闻见等感性认识上。

怎样才能超越耳目之见而“开心意”呢?王充认为,圣贤可“放象事类以见祸,推原往验以处来事”,即可以通过“案兆察迹,推原事类”而有“先知之见方来之事”(85) ,既然耳目可能限制认识,那么就需要超越耳目等感性认识,不受具体历史时代的限制,理性地认识实事。这样,“千岁之前,万世之后,无以异也。追观上古,探察来世,文质之类,水火之辈,贤圣共之。见兆闻象,图画祸福,贤圣共之。见怪名物,无所疑惑,贤圣共之”(86) 。人们若要明晓祸福的变化,谋划未然,并不需什么神怪之知,而可“皆由兆类”推定。具体说来,对可知之事,通过思虑就能晓见;对不可知之事,即使博学审问也未必知。他承认人才有高下,有“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自识”者。但根本上说:“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故智能之士,不学不成,不问不知。”并不存在着所谓“达视洞听之聪明”的“不学自能,无师自达”之人,“如无闻见,则无所状”。在王充看来,人类行为的相关性中,当然有人事活动与心理变化的某些共同的规律性可以遵循,如在春秋之时,诸侯们可“见动作之变,听言谈之诡,善则明吉祥之福,恶则处凶妖之祸”。自然界的鸟兽草木,人事中的好恶,可以今而见古,以此而知来。

人们想要从文化累积和社会积弊所造成的被蒙蔽状态中解放出来,则应有对文化和社会问题的深刻反思。因为,正是由于种种文化负累和对世俗习惯缺少批判的环境中,人们丧失对实事或真实的追求,自觉不自觉地处于被蒙蔽情形中。(www.xing528.com)

“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其本皆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讥世俗。”(87) 在王充眼里,传统儒家经传都存在着“失实”即远离生活事实的问题,结果是“虚妄之言胜真美”,这是他写作《论衡》一书的理由。

虚妄反倒比真实更能显赫于世,实诚反而与虚伪的东西混为一谈,大家都没深刻认识到其中深层的危机。如此,则“是非不定,紫朱杂厕,瓦玉集糅”。甚至,不仅人间有作假的现象,天也有假象:“人可以伪恩动,则天亦可巧诈应也。”(88) 这显然是导致“天道难知”的原因之一。王充觉得他不能熟视无睹,而“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

王充分别虚与实,常指斥“虚文”“虚妄”“虚说”“虚语”等,皆因其虚而不实。本实而斥虚,是王充与道家虚无思想根本的不同,也表现他作为东汉儒者的性格。在认识论上,他认为,“实者,圣贤不能知性,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其任耳目也,可知之事,思之辄决;不可知之事,待问乃解。天下之事,世间之物,可思而(知)愚夫能开精,不可思而知,上圣不能省。孔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89) “实知”当然始于知实。他说:“论贵是而不务华,事尚然而不高合。”(90) 主张“丧黜其伪,而存定其真”。“是”“然”“真”,其实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实诚,“华”“伪”“合”都是文化装饰。“实知”即对客观真实之知。王充因之被称为“唯物主义者”。

之所以主张“实知”,是因王充认为,作文论事,要有根据,不可过分夸张。“论事过情,使实不着。”(91) “情指不达,何能使物?”儒者比附圣人,“称凤皇、骐,失其实也。”“儒者说圣太隆,则论凤亦过其实。”纬书将圣人描述为“前知千岁,后知万事,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可“不案图书,不闻人言,吹律精思,自知其世”者,王充则认为“此皆虚也”。“谶书秘文,远见未然,空虚暗昧,豫睹未有,达闻暂见,卓谲怪神,若非庸口所能言。”(92)

当然,“实知”或“知实”,都并非是支离破碎一鳞半爪的知识,或个人独知独见,而是系统性的认识。他说:“夫术数直见一端,不能尽其实。虽审一事,曲辩问之,辄不能尽知。何则?不目见口问,不能尽知也。”王充认为人只有见多识广才能有真知,只有到大都市方可见到各种异事奇物。“圣人不以独见立法”(93) ,而最奇异的莫过于百家之言。“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为奇异,非徒都邑大市也。游于都邑者心厌,观于大市者意饱,况游于道艺之际哉?”(94) 人若真要有知识,获得智慧,需要通古博今。知识如同大海,海纳百川,通人纳百家之言。

所谓“通人”,乃《效力篇》中提到的“文儒”。他认为要做“通人”,必须不拘于掌握一经的浅陋,而需博大的识见和圣人的胸怀。“《五经》皆习,庶几之才也”。因而,“不与贤圣通业,望有高世之名,难哉!法令之家,不见行事,议罪不可审。章句之生,不览古今,论事不实。”在他看来,经术如日光,人心如内室。“日光照室内,道术明胸中”不见古今之书,安能建美善于圣王之庭乎?他讽刺那些不习经典不谙世事者,但求闭门静坐者为“闭心塞意,不高瞻览者,死人之徒也哉”!

人在身体方面要与物之气相通,在学问方面也同样如此。“故人之不通览者,薄社之类也。是故气不通者,强壮之人死,荣华之物枯。”不通就是死枯之类了。

《效力篇》的“文儒”,《别通篇》的“通人”,《超奇篇》的“鸿儒”,《状留篇》的“贤儒”,均指博学通识、有德行的儒者。王充“通人”“文儒”的思想其实是讲人之人格、才学不能局限于闭塞、幽暗和散乱,需要知识的深刻性、广博性和系统性。“故夫大人之胸怀非一,才高知大,故其于道术无所不包。学士同门,高业之生,众共宗之。”其“知经指深,晓师言多也。夫古今之事,百家之言,其为深,多也,岂徒师门高业之生哉”?农夫耕种的水平有高下,儒士也是这样。子贡曰:“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这就是以宗庙、百官比喻孔子之道,其“道达广博者,孔子之徒也”。“夫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

在“天人同道”的思维背景中,王充敏锐意识到以人的方式去认识天可能的限制性。他所谓“疾虚妄”“讥俗”,原则上是就剔除世俗社会形成的认识上的障碍而言的。以人的方式去认识天,须超越人耳目闻见的限制,以及术数的偏颇和习惯的浅陋。在传统社会没有专业分工之前,以道德理性为入路的儒家学说,落实在特定社会结构中,不免于依赖风俗习惯和随机的情感,其对道德理性的限制是十分明显的。在这种条件下,王充主张“实知”和“知实”,突出真实、实诚的根本意义,其实就是强调事实对于价值的前提作用,应该说在中国哲学史上是有独特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