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虎通德论》的产生背景

《白虎通德论》,亦称《白虎通义》,简称《白虎通》,东汉班固据白虎观儒家经学会议议奏编撰而成。会议有两个成果:一是《白虎议奏》(即会议原始记录,已遗);二即《白虎通德论》。

西汉末年,王莽以符命篡汉,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光武以谶纬而遂帝位,是为东汉。其时,先秦学说几已失传。然光武爱好经术,访儒雅,求阙文,补缀漏逸。于是四方学士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两汉之际,政权之争中掺杂着愈演愈烈的儒学内部的今、古文之争。因经学的思想逻辑和现实政治需要未必协同一致地演绎,出现了与方术相结合也颇遭人诟病的谶纬政治。几种因素交织一起,使东汉政权面临思想淆乱、莫衷一是的局面。

学术方面,儒术形式上虽仍居于“独尊”地位,但在方法上却发生了变化。西汉自宣帝以来兴起的章句之学是今文经学解经学著作的一种形式,随后逐步兴盛。经学兴盛当与政治上对儒学的推动有关。“宰相须用读书人,由汉武开其端,元、成及光武、明、章继其轨。”(1) 经学确到了极盛时代。学术在受到政治诱导的同时,也受到官禄的引诱。“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观此,可知当时上以官禄而劝经,下为禄利而习经。故经之官学,遂为梯荣致显之捷径。”(2) 显然,在经学时代,利益分配往往也要以学术话语的方式来表达。既然宗法关系或“泛宗法”关系是人难逃的罗网,则利益、学术、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彼此交织使本来就有势力的宗族组织更加稳固。然而,章句经学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特别是政治问题。当谶纬日益频繁地成为政治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光武也利用其夺取天下后,它就对学术的方式和方法产生影响了。史载王莽新朝和光武、明、章、和等朝,均出现了“省《五经》章句”“改定章句”的举动。政治上举孝廉制度的主体地位虽未改变,但因社会关系对于政治的渗透,功利的追求,使种种孝和忠的惊世的表演,乃至经学中的家法与经义的解释背后,难免都深藏着权谋策术一类“机心”。

章帝“好儒术”且“雅好文章”。章帝自谓“以眇身,托于王侯之上,统理万机,惧失厥中,兢兢业业,未知所济”(3) 。又诏曰:“盖君人者,视民如父母,有憯怛之忧,有忠和之教,匍匐之救。”君臣在治理国家的认识上逐步达成“宽”的原则。所谓“宽”,不仅是在政策法令、经济领域,而且特别考虑到君臣之间乃至言论上稍有宽松气氛。

这种在治术上重归儒术的发展趋势十分明显。(www.xing528.com)

在这种条件下,杨终上书提出“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4) 的建议,章帝接受,下诏说:

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此皆所以扶进微学,尊广道艺也。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樊)鯈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5)

白虎观会议的参加者,可考的有:魏应、淳于恭、鲁恭、贾逵、丁鸿、桓郁、成封、楼望、杨终、李育、刘羡、班固、章帝刘炟等。会议大致开了一两个月。因《白虎议奏》已佚,无从知道其体裁,但据其模仿石渠会议,从中可推出是“先由问难者奏请提出问题,然后与会者提出自己的看法加以回答。这就是大家的议论,所以称为‘议奏’。最后由皇帝权衡众说,做最后的判断,所谓‘称制临决’。从《石渠议奏》可以推断《白虎议奏》也是同样的体裁。”(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