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儒者,桓谭继承但并不拘泥于传统儒家的道德学说,而能同时根据现实观察提出切合实际的政治观点。即他一面关注道德价值,另一面却又注意到事实的层面,基于此,他提出“举本抑末”“王霸二盛”的观点。
桓谭上疏光武帝曰:“夫理国之道,举本业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业,锢商贾不得宦为吏,此所以抑并兼、长廉耻也。”(《后汉书·桓谭传》)所谓“举本抑末”,“举本”一方面在举仁义之道为国家政治的根本,另一方面则是求“有益于政道”并“以合人心而得事理”者。“合人心”是合乎人们内心的意愿,“得事理”即与事物发展的规律相符合。显然,桓谭认识到一切人事活动的根本就是在人的需要和事理(即事物的客观规律)之间求得合理交汇之点,而非单纯某个方面。“抑末利”则在限制经济上的兼并以及对政治根本的消极影响。这种思想显然是传统儒家思想。商贾不得为官吏是基于对商业思维和道德人格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分裂的认识。
他认为:“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这种不明事理而谋异闻以求心理满足的倾向容易使人不去面对事实,而追求虚无怪诞之事。这是本末倒置。据此,他说:“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后汉书·桓谭传》)不讲实际的事理,不看人们的内心,而只求圣人都难说清楚的事,必然陷入迷信。因之,政治应建立在儒家的仁政德治基础上,而少寄望于卜筮、祭祀等宗教活动。“圣王治国,崇礼让,显仁义,以尊贤爱民为务,是为卜筮维寡,祭祀用稀。”他认为,“恩义”“仁心”“德惠”才是政治的根本。
就具体治术而言,亦应抓住根本、国之基础和人心。他认为,王者初兴,“皆先建根本,广立藩屏,以自树党而强固国基焉”(35) 。强秦败亡,治术上说就是因过分强调集权,“而独自恃任一身”。王莽之败在失百姓之心,“行甚类暴秦,故亦十五岁而亡”。他们共同的特征就是在取得天下之后不愿与众人“共食”即分享天下。
桓谭认为:“凡人耳目所闻见,心意所知识,性情所好恶,利害所去就,亦皆同务焉。若材能有大小,智略有深浅,听明有暗照,质行有薄厚,亦则异度焉。”②一般人蔽于耳目见闻或利害好恶,不能认识社会政治之本质,没有意识到人心之可畏,故不能分清事物之轻重小大。比如,人们往往会感激那些参与救火的人,却并不感激事先给予火灾警示的人。“先见豫图”就如良医所医之“未发”,明君所绝在其“未萌”。此“先见豫图”其实就是“见微之类”,类似《中庸》所谓“前知”,目的在于“杜塞未萌”。他认为,只有对事物有了“先见豫图”,才可能“遏将救之耳”。若无视其“未萌”的状态,一经坐大就难收拾。当然,世俗之人受限制于“难三”和“二止善”,不可能有先见之明。只有所谓贤智大材,识得大体,才有“先见豫图”。“后世多损于杜塞未萌,而勤于攻击已成,谋臣稀赏,而斗士常荣,犹彼人殆,失事之重轻。”这就是人们易犯之“伤其贱本而贵末”的毛病。
类似思想在《言体篇》中也得到阐发。他说:“夫言行在于美善,不在于众多。出一美言善行,而天下从之,或见一恶意丑事,而万民违。”
桓谭承认道德对于敦风化俗的作用。他认为,贤人之言,有益于德化。因而,君子掩恶扬善,鸟兽尚与之讳,何况于人呢?“举网以纲,千目皆张;振裘持领,万毛自整。治大国者,亦当如此。”
政治思想上,桓谭另一主张是提出“王霸二盛之美”的观点。首先,桓谭认同老子的历史退化观。桓谭谓:“夫上古称三皇、五帝,而次有三王、五霸,此皆天下君之冠首也。故言三皇以道治,而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义,五霸用权智。其说之曰:无制令刑罚,谓之皇;有制令而无刑罚,谓之帝;赏善诛恶,诸侯朝事,谓之王;兴兵众,约盟誓,以信义矫世,谓之霸。王者,往也,言其惠泽优游,天下归往也。”(36) 他认为五帝以上的事,皆为传说,不是信史,只有王霸二者所依据的政治原则才是古今之理的决定因素。
有些儒者提出:“图王不成,其弊亦可以霸”。但桓谭认为未必。他说:“传曰:‘孔氏门人,五尺童子,不言五霸事者,恶其违仁义而尚权诈也。’”针对这一思想,钟肇鹏认为桓谭坚持的是一种“崇王贱霸”之说,(37) 但萧公权认为,以儒家标准衡量桓谭乃“杂霸”,(38) 贺凌虚则认为,桓谭是从“福国利民的成效而言”“王霸二盛之美”的,(39) 因此,对霸道并没有贬抑的意思。(www.xing528.com)
我们认为,从桓谭务实的性格来看,他虽向往王道,却又不能不面对现实,对霸道并未取否定的立场。如其曰:“诸儒睹《春秋》之文,录政治之得失,以为圣人复起,当复做《春秋》也。自通士若太史公,亦以为然。余谓之否。何则?前圣后圣,未必相袭也。”(40) 又曰:“善政者视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兴,文武迭用。”(《后汉书·桓谭传》)在经历先秦时代特别是孟、荀二人的王霸之辩后,桓谭有这种看法不是不可理解的。更重要的是,从秦汉以来的社会政治现实来看,并无真正的王道政治,唱高调不是他的性格。因此,桓谭提出“五帝以上久远,经传无事,唯王霸二盛之美,以定古今之理焉”。再者,桓谭此说在理论上也有根据,《中庸》有所谓“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之论。此外,法家还有“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商君书·画策》)。桓谭所谓“惟人心之所独晓,父不能以禅子,兄不能以教弟也”,就是这一思想的曲折反映。它表明儒家王道政治虽纯粹但只是理想,而驳杂的霸道却很实用。因其驳杂,故从辅佐的角度说:“王道易辅,霸道难佐。”
桓谭认识到理想的德化政治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充分实现,也不能指望君主都德才兼备,不过明君可依靠有才德之士实现政治上良好的统治。“维针艾方药者,已病之具也,非良医不能以愈人。材能德行者,治国之器也,非明君不能以立功。医无针药,可作为求买,以行术伎,不须必自有也。君无材德,可选任明辅,不待必躬能也。”他认为“王者易辅,霸者难佐”“非明君不能以立功”。这种明君贤相的论调对于传统士大夫而言是无法超越的。
于此,桓谭在反思王莽失败的教训中提出他的“知大体”的思想。他认为,“知大体”首先应避免一意孤行,自以为是。“夫帝王之大体者,则高帝是矣。高帝曰:‘张良、萧何、韩信,此三子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故得天下。’此其知大体之效也。”从功效上说,“知大体”就是善用不同才能的人中豪杰。相反,王莽把持国政,“自以通明贤圣,而谓群下才智莫能出其上。是故举措兴事,辄欲自信任,不肯与诸明习者通共,苟直意而发,得之而用,是以稀获其功效焉。故卒遇破亡。此不知大体者也”。王莽不能善用有才能的人,发挥其重要作用,而是“辄欲自信任,不肯与诸明习者通共”,即为不知大体,失败就是难免的。其次,在具有宏大战略眼光的前提下,要能做综合性的独立思考。他说:“高帝怀大智略,能自揆度,群臣制事定法,常谓曰:‘庳而勿高也,度吾所能行为之。’宪度内疏,政合于时,故民臣乐悦,为世所思,此知大体者也。”“王翁嘉慕前圣之治,而简薄汉家法令,故多所变更,欲事事效古。美先圣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释近趋远,所尚非务,故以高义,退致废乱,此不知大体者也。”王翁即王莽。如果不立足于现实和独立思考,过分相信不切实际的制度的作用,即使其“所从事的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全面社会改革”(41) ,自然还是不知大体。其三,应知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并能权衡将帅之用。第四,能否得到众人的拥护。他将王莽和古代圣贤做了比较:“成汤不省纳,无补于士民,士民向之者,嘉其有德惠也……文王葬枯骨,无益于众庶,众庶悦之者,其恩义动人也。王翁之残死人,观人五藏,无损于生人。生人恶之者,以残酷示之也。维此四事,忽微而显著,纤细而犹大,故二圣以兴,一君用称,王翁以亡。知大体与不知者远矣。”
最后,如胸无韬略,一味模仿古制,不切实际,仍然不知大体。当然,王莽这种“蹈空为政的理想化倾向并非仅由一己之个性而是西汉中期以来儒生风气使然”(42) 。
在分析王霸政治的差异时,桓谭又说“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然后教以礼仪,而威以刑诛,使知好恶去就,是故大化四凑,天下安乐,此王者之术。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此霸者之术。王道纯粹,其德如彼;霸道驳杂,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万民,垂统子孙,其实一也。”王道政治,在先除祸患,丰衣足食,然后才有礼仪教化,最后才是刑诛。这种看法与孔子的主张是一致的。王霸各自的目标并不一致,但统理天下,位传子孙则是相同的。
此外,桓谭认为,儒家道德理性也有限制。即使道德高尚的圣人要成就一番功业,也需要一定客观条件。他说:“龙无尺木无以升天,圣人无尺土无以王天下,朝九州岛之俊。”
虽然,桓谭的政治思想并无多少新意,但其所谓“王霸二盛”的思想折射出其深刻的人性洞见,体现了他对儒家德治思想之理论与现实背景中存在的某些不协调之处的认识。德治既然不能不和宗法伦理达成妥协,就必然面对他曾经提出的道德认识上的一个困境:“惟人心之所独晓,父不能以禅子,兄不能以教弟也。”道德是后天习得的,并非如血缘关系自然遗传,那么二者的不对称或缝隙就为德治理想埋下了危机。纵然可以承认血缘关系存在着有利道德成长的条件,但是,道德讲应然,而事实讲实然,二者永远存在着不同的指向。正是在这种背景中,桓谭对世人“贱本而贵末”的行事倾向做了批评。他认为,人们应见微察于未萌,知道事之轻重得失。桓谭作为一个儒者,却并不赞成“亲亲”的伦理原则在政治上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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