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学与效验：中国哲学通史.秦汉卷

1. “习”与“先见豫图”

“习”,是桓谭强调的一个认识论概念,它包括通过阅读、观察等的学习和练习。桓谭说:“扬子云工于赋,王君大习兵器,余欲从二子学。子云曰:‘能读千赋,则善赋。’君大曰:‘能观千剑,则晓剑。’谚云:‘伏习象神,巧者不过习者之门。’”(26) “读”与“观”均为“习”。反复诵读和观察练习,才能熟能生巧,此谓“巧者不过习者之门”。这是认为,只有在熟悉了解某事物的基础上才能提升对该事物的认识和技巧。在此基础上,才可以根据事物自身的规律性而“举一反三”。显然,这是认识上的经验论立场。他说:“谚曰:‘侏儒见一节,而长短可知。’孔子言:‘举一隅足以三隅反。’”②反复练习才可能达到对事物的熟悉和了解。“成少伯工吹竽,见安昌侯张子夏鼓琴(一作瑟),谓曰:‘音不通千曲以上,不足以为知音。’”③就“习”而言,“写”比“读”的效果好十倍:“高君孟颇知律令,尝自伏写书,著作郎署哀其老,欲代之,不肯,云:‘我躬自写,乃当十遍读。’”④对于音乐艺术的感受,可使人达到如痴如醉不能自拔的程度。“余兄弟好音,尝至洛,听音终日而心足。由是察之,夫深其旨则欲罢不能,不入其意故过已。”⑤而最能激发人之智慧和才能者,当是现实的人生境遇。他说:“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采不发。淮南不贵盛富饶,则不能广聘俊士,使著文作书。太史公不典掌书记,则不能条悉古今。扬雄不贫,则不能作《玄》《言》。”⑥显然,桓谭此说乃袭司马迁的思路而成。

通过“习”所得为“知”。桓谭认为,知与不知的差别很大。他以为“多得善物,不如少得能知物”⑦。因而,得良马十匹,不如得一伯乐,得利剑十把,不如得一欧冶。在桓谭那里,知可以是对物之知,对人性之知,此外还有所谓的“先见豫图”。对物之知高于对物的占有,而对人之知更高于对物之知。认识人得先认识人性,而人性之知就更难得了。“凡人性,难极也,难知也,故其绝异者,常为世俗所遗失焉。”⑧历史证明,无论是深藏不露的人性,还是各类才德之士,往往都湮没于世俗社会之中。现实中既有如伊尹、吕望这样熬到老年时才有机会显示才智的人物,更有错误地认识局势而遭遇不幸的关龙逢、比干、伍子胥、晁错诸人,然也确实存在着“其智足以饰非夺是,辩能穷诘说士,威则震惧群下”,而能左右一时时局的人物,比如王莽一类。张良、陈平这样的良臣,何世没有?“但人君不知,群臣弗用也。”这里,桓谭触及孔子所谓知人之“知”的内容,并进一步分析了知人难的理由。

桓谭提出对人才的认识必然面临“大难三”“止善二”两大命题。针对所谓“大难三”,他说:“为世之事,中庸多,大材少,少不胜众。一口不能与一国讼,持孤特之论,干雷同之计,以疏贱之处,逆贵近之心,则万不合,此一难也。”(27) 在桓谭看来,有真知灼见、远见卓识者是少数,但在生活实际中,这些有远见卓识的少数人并不能违逆大众之心而独自行事。这样,他们往往会因所处的疏贱地位而与贵近之人的意见相左,地位与见识都不能相合,这是一难。又说:“夫建踔殊,为非常,乃世俗所不能见也;又使明智图事,而与众平之,亦必不足,此二难也。”有远见韬略的人即使为一些不寻常之事,也一定不为世俗之人所看得到;大家都不得不遵循事物普通原则,就显示不出与众不同之处。此为二难。“既听纳,有所施行,而事未及成,谗人随而恶之,即中道狐疑,或使言者还受其尤,此三难也。”纳谏之后也许行动上有所采用,事未成却易中途遭到谗人的中伤,行动上便犹豫不决,结果进忠言者反而会遭来祸害。此为三难。所谓“二止善”,是指“一不当合,遂被谮想(旧校云:想恐愬),虽有十善,隔以一恶去,此一止善也。”虽有聪明睿智并尽心竭言为国谋事,却可能因为犯众怒而遭人离间被怀疑,哪怕可以做很多好事,但只要有一件事未做好,就前功尽弃。还有,“既幸得之,又复随众,弗与知者,虽有若仲尼,犹且出走,此二止善也。”有才能之士,往往为世俗之人所嫉妒,遇到明君,机会来之不易,想干一番事业,又担心失去众人的跟从。难以做到十全十美,就不能得到恒久的信任,这就是所谓“二止善”。无论“三难”还是“二止善”,都是传统政治格局中贤臣才士难以逃避的处境。没有客观的标准对这些人进行评价,也没有客观的位置可以保障他们的前程乃至生命,自然就既要看君主的脸色,又要顾及众人的喜怒。成败得失往往就在方寸之机。桓谭的理想是“君臣致密坚固,割心相信,动无间疑”,就若伊尹、吕望之被商汤、武王重用,管仲、鲍叔牙之得到齐桓公的信任一样。非如此,则“难以遂功竟意矣”(28) 。桓谭认为,才能贤德之士,需要依靠明君才能够发挥其作用。他说:“材能德行,国之针药也,其得立功效,乃在君辅。”

当然,最重要的知还不是关于物体或某些人物之知,而是反映事物之间关系的事物发展大趋势和可能走向对人们的影响之知。他将人们为实现目的而对可能出现的“患害奇邪”所做的“设防量备”称为“先见豫图”;在强调人们在对可能出现的危机有“先见豫图”的同时,还不能刚愎自用,“辄欲自信任”,而是“与诸明习通共”②,即与众多贤明者讨论而达成共识,并最终在实践中去验证。

既然“知”包括甚至最重要的就是“先见豫图”,它是必然要求和事物发展的实际趋势相符合的。

桓谭认为,“先见豫图”包含在“知大体”中。“大体者,皆是当之事也”。所谓“大体”,就是“是”和“当”之事。“是”,并非直接指认识与对象的符合,而是“言是”,即言说正确;所谓“当”,则是“计当”,即行动计策或计划恰当、适当。他说:“夫言是而计当,遭变而用权,常守正,见事不惑,内有度量,不可倾移而诳以谲异,为知大体矣。”当然,事有大小,情有常变,有帝王之大体者,也有不同人等的具体事务之大体,情势各不相同,则所谓“知大体”的内容就不同。“是”与“当”是适应任何情况之变化而仍能“常守正,见事不惑”的,它不是抽象的教条,而直接与临事决策的行为相关。更深层次上看,所谓“是”,即包括“与诸明习者通共”。他批评王莽说:“王翁始秉国政,自以通明贤圣,而谓群下才智莫能出其上。是故举措兴事,辄欲自信任,不肯与诸明习者通共,苛直意而发,得之而用,是以稀获其功效焉。”人不能刚愎自用、自以为是,而应有自我怀疑虚心请教高明的心胸,才能“言是”。桓谭对“言是”的重要性的认识是有社会背景的。

因此,若言不是、计不当,虽有威权如王莽,察慧如公孙龙,敏睿如东方朔,谈论灾异如京君明,乃至博识多闻,书至万篇,为儒教授数百千人,亦都仍是不知大体之辈。“非有大材深智,则不能见其大体。”“知大体”者必言语的当可行。他说:“是故言之当必可行也,罪之当必可刑也,如何苟欲阿指乎?”“夫言语之时,过差失误,乃不足被以刑诛,及诋欺事,可无于不至罪。”(29)

桓谭对于人们偏向信赖听闻而不相信所见事实的情况提出异议。他说:“世咸尊古卑今,贵所闻,贱所见。见扬子云禄位容貌不能动人,故轻易之。”②导致这种认识上的误区,显然是因人们一方面猎奇的心理,同时听闻可以附加许多的想象;另一方面,眼见的事实却不仅妨碍人们的想象力的自由发挥,甚至可能成为人们认识真相的障碍。

桓谭这种要求思想信念与事实相符合的精神,对后世王充等人的影响很大。王先谦云:“桓谭才智开通,切于时务,一约生于公元前二二年之人,已先于王充、张衡具启蒙学者之学之识。”(30) (www.xing528.com)

2. “验”与“效”

认识论上,桓谭注重“验”与“效”。事情都通过功效得以验证。所谓“验”,即要求思想言论应有效验、可以验证,能收到实效。他认为,思想言论能有效验,首先是要能使其“实核”或“见事”,其次要讲求实际的功效。所谓“实核”,即思想信念应经得住经验的验证,而不是来自书本更非道听途说,文章不能空洞、浮华。他说:“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刘扬言辞,常辄有得。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华而不知实核,或美众多而不见要约。”(31) 所谓“见事”,即思想感情应能落到事理正道之上。他说:“凡人情而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32) “是故言之当必可行也,罪之当必可刑也,如何苟欲阿指乎?”“苟欲阿指”显然就不能指实论事。那种跟随别人指挥棒转的人能有什么学术的真诚呢?桓谭这种求实的精神与当时社会崇尚浮华的现实不相合拍。西门惠君曰:“龟称三千岁,鹤言千岁,一人之材,何乃不及虫鸟耶?”桓谭则云:“谁当久于龟鹤同居,而知其年岁耳?”(33) 因而,“实核”就是要考察言论是否符合日常生活经验和客观事实。王充称其“讼世间事,辨昭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其实就是因桓谭主张“实核”。因之,王充又说:“世间为文者众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论之,可谓得实矣。论文以察实,则君山汉之贤人也。”

“效”,亦谓“功”或“功效”,即知识应付诸实践并有客观效应。“殷之三仁皆暗于前而章于后,何益于事?何补于君?”③桓谭还说:“世间高士材能绝异者,其行亲任亦明矣,不主乃意疑之也,如不能听纳,施行其策,虽广知得,亦终无益也。”“行”即可以施行。“言之当必可行也”,即言论的当可实行而取得功效。此外,他还提出所谓“遂功竟意”“得立功效”及“图世建功”等等,表明桓谭入世干政的儒家立场中对知识和言行效应的强调。“验”必有效,“效”得于“验”。

针对东方朔“短辞薄语,以为信验”,人都以为其有大智慧,后世贤者不可企及,桓谭则讥讽曰:“鄙人有以狐为狸,以瑟为箜篌,此非徒不知狐与瑟,又不知狸与箜篌”,意味着人们不仅不能认识东方朔,也不了解后世贤者。

桓谭认为,社会政治要获得“遂功竟意”的效果,不能没有君臣之间良好的配合。“维针艾方药者,已病之具也,非良医不能以愈人;材能德行者,治国之器也,非明君不能以立功。”④认识人才并非是一般人就有的能力。面对上述所谓“三难”“二止善”所反映的人性之复杂与政治情势的特殊性,若无深刻洞见,历史悲剧难免重演。不过,桓谭还是充满信心:“察前世已然之效,可以观览,亦可以为戒。”(34) 桓谭承认,普通人具有差不多相同的认识能力。他说:“凡人耳目所闻见,心意所知识,性情所好恶,利害所去就,亦皆同务焉。”这里,他排除了认识乃至好恶中的个性色彩。那么,人们认识中的差异何在呢?桓谭认为,在于由才能、智略、听明、质行方面的程度或水准不同所致。

当然,因认识往往是对人情事理乃至人之才德的认识,甚至是对人心的认识,由于人的限制性,仅仅局限于就事论事可能不一定什么皆能验证或获得功效。

桓谭比较赞赏的是“材智通达”②的“通人”。“通人”是不会局限于普通人的格局的。比如,像扬雄、刘向、刘歆、刘伯玉“俱是通人”。不过,桓谭也意识到,即使所谓“通人”,也皆有其所“蔽”。比如,虽有功德如汉高祖、仁智通明如汉文帝者,亦有“得良医弗用,专委妇人”或“溺于俗议,斥逐材臣”诸“蔽”。乃若显为世宗之“卓尔绝世之主”的汉武帝,亦有“贪利”与“争物”之“蔽”,最终遂致“内竭府库,外罢天下”。再如扬雄,虽“达圣道,明于死生”,不输季札,却不能“以义割恩”而有“轻财”之“蔽”。

此外,桓谭还提出一个道德认识上的重要观点,他认为:“惟人心之所独晓,父不能以禅子,兄不能以教弟也。”③虽然他是在谈及音乐的创造时说这番话的,但应该理解他的“春秋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