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所著《史记》的重要宗旨是“究天人之际”。“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探究天道和人事之间的际会之处,属于天人关系的范围。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实质,是将人事的兴亡盛衰置于宏大而深微的天道之下予以观照。在我国古代,源出于巫的史官有观象以明天道的职责(37) ,《史记》“究天人之际”的宗旨实际上是司马氏“世典周史”的史官职守的一种反映。
司马迁的《史记》并非在一种意义上使用“天”的概念。《天官书》中的“天运”“天变”“天数”,《太史公自序》中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为内容的“天道”,皆是天象或天文历法意义上的“天”。此外,《史记》中还有带有神秘意志和主宰意味的“天命”“天统”“天授”等。因而对司马迁的天人观应当具体分析。
在天人观上,司马迁认为“天变”即天文星象的异变与社会领域中“政事”的变化存在着对应关系:
秦始皇之时,十五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楚并起,三十年之间兵相骀藉,不可胜数。自蚩尤以来,未尝若斯也。
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平城之围,月晕参、毕七重。诸吕作乱,日蚀,昼晦。吴楚七国叛逆,彗星数丈,天狗过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见,长则半天。其后京师师四出,诛夷狄者数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荧惑守斗;朝鲜之拔,星茀于河戍;兵征大宛,星茀招摇:此其荦荦大者。若至委曲小变,不可胜道。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38)
司马迁以秦朝至汉代的天象异变为例,将天象异变与秦汉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对应起来,以此来说明“天变”与国事之间的感应关系,认为“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这体现出古代星占学的痕迹。
在具体察究天象和政事的这种对应关系时,司马迁强调要把握“三五”之“天数”和“三五”之“天运”。关于“三五”之“天数”,司马迁说:
夫常星之变希见,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晕适,云风,此天之客气,其发见亦有大运。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动。为天数者,必通三五。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39)
司马迁认为“常星”即经星的变异情形很少碰到,通过日月星“三光”来占察时变则是经常的情形。这里的“三光”就是指“三五”之“天数”的“三”而言。日月晕之灾变和“云风”作为“天”的“客气”,与政事之间密切相关,最能表现天人之间的符应。“三光”加上“日月晕适”和“云风”这五者皆是上天应感而动的表现,深究“天数”的人要精通包括“三光”在内的上述五者,方能“深观时变,察其精粗”。这是说的“三五”之“天数”。关于天象运转所具有的“三五”之“天运”,司马迁说:
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40)
在司马迁看来,“天运”的基本周期是“三十岁一小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对于“为国者”而言,重要的是要把握好三十年的“小变”和五百年的“大变”,及时应天变而奉天承运。这是讲的天象变化具有的“三五”之运。
尽管司马迁承认“天变”可以引起政事的变化,但他并不主张人在“天变”面前无能无力,而是认为人可以适切地对“天变”加以回应。就具体的天象变化而言,司马迁强调应做到“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这多少带有一点灾异谴告说的意味。从整体上看,人主对于“天变”的正确态度是“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由此可见,即使面对“天变”,司马迁仍然强调人主的德行、德政在政治活动中的优先地位。
在天人关系上,司马迁还认为对于社会领域中的一些人和事而言,存在着带有神秘意味的“天命”和“天授”,如司马迁认为刘姓汉家从诸吕手中夺回宗庙社稷,是“天命”所归,“天授”使然。这当中当然透露着他对刘姓汉王室合法性的一种肯定,但这种意义上的“天”显然是带有强烈的神秘主宰意味在内的。
司马迁有时还对天道和人事之间的神秘感通关系表现出困惑,如一方面司马迁认为黄帝的子孙皆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也”。这种意义上的“天”有赏善罚恶的意味。另一方面,司马迁又通过伯夷、叔齐“积仁洁行”而饿死,颜回早夭,盗跖作恶而寿终,以及近世作恶多端之人和慎言行而发愤之人的不同结果的对比,表达了其对“天道”意旨的捉摸不定的不解。这固然折射着司马迁对自己遭遇的一种感慨,也是其在“究天人之际”的过程中对天人之间复杂感通关系的一种思考。关于个人品行和其所逢遭遇之间的关系,汉末《太平经》的“承负”说进一步对之作了回答。
在天人关系上,司马迁还辨识并肯定了在社会活动中,人为之力对于一些人事活动的结果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对于项羽之死,司马迁历数其过,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在其自身,强调项羽死前将其失败归于“天”的做法是荒谬的。在晁错削藩问题上,司马迁批评他不用渐法而操之过急,从而得出了安危之机在于人谋的结论。司马迁认识到,造成项羽和晁错之败的原因不是“天”而是人,这不仅是对“天人之际”中“天”和人在具体人事活动中不同作用的一种区分,也体现了一个史学家应有的理性精神。
(1) ②《孟子·滕文公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88页,济南:齐鲁书社,1992。
(2) 《庄子·天下》,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下),第85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3) 《荀子·儒效》,王先谦:《荀子集解》(上),第174页,北京,中华书局,2013。
(4) 《荀子·解蔽》,王先谦:《荀子集解》(下),第456页。
(5) 同上书,第544页。
(6) 《韩非子·显学》,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456—45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
(7) 《荀子·天论》,王先谦:《荀子集解》(下),第377页。
(8) 同上书,第377—378页。
(9) 同上书,第463—464页。
(10)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楚有尸子”。《汉书·艺文志》:“《尸子》,二十篇,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以下所引《尸子》据清汪继培辑佚本,见黄曙辉点校《尸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1) ②黄曙辉点校:《尸子》,第28页。
(12) 《吕氏春秋·审分览·不二》,参看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第467—46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
(13) 《淮南子·要略》,参看何宁《淮南子集释》(下),第1457—1462页。(www.xing528.com)
(14) 同上书,第1462—1463页。
(15) 《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第10册,第3288—32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16) 《管子·权修》,参看姜涛《管子新注》,第18页,济南,齐鲁书社,2009。
(17) ③《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第10册,第3295页。
(18) 同上书,第3296页。
(19) 以上各段,参看《汉书·艺文志》,《汉书》第6册,第1728—17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20) 关于司马迁的生卒年,此处据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见《观堂集林》(二),第482—50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21) 《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第10册,第3293页。
(22) 见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5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3) 《汉书·司马迁传》,《汉书》第9册,第27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24) 郑樵:《通志总叙》,《通志二十略》(上),第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
(25) 《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第10册,第3319—3320页。
(26) 《汉书·艺文志》,《汉书》第6册,第1701页。
(27) 《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第10册,第3296页。
(28) 见张大可《史记研究》,第24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9) 《汉书·司马迁传》,《汉书》第9册,第2737页。
(30) 《孟子·滕文公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87页。
(31) 同上书,第88页。
(32) 《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第10册,第3297页。
(33) 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下),第142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4) 《史记·六国年表》,《史记》第2册,第686页。
(35) 《史记·货殖列传》,《史记》第10册,第3253页。
(36) 《史记·货殖列传》,《史记》第10册,第3255页。
(37) 源于巫的史官经过不断分化,在春秋时期已有专门负责明天道的史官,这一点在《国语》《左传》《周礼》等书中皆可看到。
(38) 《史记·天官书》,《史记》第4册,第1348—1349页。
(39) 同上书,第1351页。
(40) 同上书,第1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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