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家司马迁的史学观及《史记》中的百家杂语

第一,在史著体例上司马迁综合采用了五体叙事结构。《史记》的著作体例由纪、表、书、家、列传五体构成。《本纪》用以记载国君之言、王迹之事,《表》用以表明历史发展的线索和阶段性,《书》用以记录国家大体和朝章国典,《世家》记载诸侯列国史和传代家世,《列传》记录功臣贤人之言行。《史记》的这种五体结构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天文、地理等多方面的历史素材,在时间上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近三千年的历史,在空间上涉及了今天我国版图之外的西亚和越南。《史记》的这种著作体例使其所记录的内容广博,远远超过了之前已有的《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等史书。《史记》采用的五体叙事结构开创了史书纪传体的先河,对此,宋人郑樵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24)

第二,在史料简择和整理上《史记》广采众说,做到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25) 。秦火使先秦文化典籍受到了严重破坏,这一情形在汉代得到了纠正,“汉兴,改秦之败,大收典籍,广开献书之路”(26) 。汉惠帝四年已废除挟书律,司马迁时,“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他已经能够“史记石室金匮之书”(27) 。据统计,《史记》中载有司马迁所见之书有一百零六种。(28) 这些都为《史记》的写作提供了条件。司马迁所称“《六经》异传”的范围较广,如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司马迁就将《虞氏春秋》《铎氏微》《吕氏春秋》,乃至孟子、荀子、韩非子、张苍、董仲舒等人著作中的一些思想视为《春秋》的传。在《史记》中,司马迁采用的“《六经》异传”主要有《诗经》《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大戴礼记》《论语》《战国策》等。司马迁所说的“百家杂语”主要是指以诸子为内容的先秦各种典籍和思想学说。就史料的处理而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就是要对各种不同说法作考辨、订正、选择和综合,最后形成一个齐一的史料线索。通过“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史记》真正做到了“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29) ,保证了其作为史书的严肃性,体现出了很高的学术价值。这在汉初文化复兴的历史潮流中具有深远的思想文化意义。

第三,《史记》还创立了史论的形式。《史记》的史论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出现。《史记》中的“太史公曰”置于篇前、篇后和行文之中,约有三万余言。从内容上看,“太史公曰”的内容既有评论褒贬,又有补充和考证,还有直抒胸臆和讲叙游历,其评论部分往往有画龙点睛之效。这种史论形式使得《史记》一书不仅仅实录史实,而且还透露出作者鲜明的思想倾向和卓越的史识。《史记》的这种史论形式在中国史学思想的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为后来的史学家班固、陈寿、范晔等人所继承。

第四,《史记》还以《春秋》为作史之典范。从《太史公自序》中可以看到,司马谈就曾以孔子作《春秋》来激励司马迁修史以填补《春秋》之后四百余年的史著空缺,要司马迁以孔子著《春秋》的历史使命自任,以《春秋》为作史的典范。先秦时期的孟子曾认为孔子通过作《春秋》而寓王道理想于其中:“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30) 又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31) 这实际上肯定了《春秋》具有的“微言大义”。司马迁在与上大夫壶遂的对话中,曾高度评价《春秋》具有的明达王道的作用: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32)

司马迁强调《春秋》有明辨三王之道和纲纪人事之功,其对于是非善恶持有鲜明的态度,正所谓“春秋辩是非”,“春秋以道义”,《春秋》实为“王道之大者”。事实上司马迁也正是以“继《春秋》”作为修史的原则。

司马迁“继《春秋》”的修史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写作手法上,《史记》往往寓论断于叙事之中,这与“春秋笔法”相合。《史记》的这种写作手法,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刘敬叔孙通传》中对叔孙通的描写。在《刘敬叔孙通传》中,秦二世诏问关于陈涉义军的对策,有三十多人建议“发兵击之”,秦二世因之恼怒,叔孙通不顾事实,以谄言取悦二世,获得赏赐并被拜为博士。在后来的叙述中,司马迁借助于“诸生”“鲁生”之口以及叔孙通频繁择主而事的经历,将一个毫无是非原则、阿谀势利的小人刻画得淋漓尽致。在叔孙通助刘邦制定朝仪礼节受宠的过程中,司马迁通过事件前后叔孙通及其弟子言论的对比,给予一群唯利是图的小人以辛辣的讽刺。这种寓论断于叙事的写作手法在《史记》中还有很多,对此,顾炎武评价说:“古人作史,有不带论断而于叙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33) 司马迁寓论断于叙事的写作手法与所谓“春秋笔法”是一致的。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中认为“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这种对《春秋》写作风格的理解也影响到了司马迁,如在《汲郑列传》中他对武帝的委婉批评就与其所理解的《春秋》所具有的“微”的写作风格相符合。

其次,司马迁还视“《春秋》之义”为“通古今之变中”的治世之大本。

司马迁认为造成春秋之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失其本”,他将这个“本”归于具有“拨乱世反之正”的《春秋》之义。司马迁强调“有国者”“为人臣者”“为人君父者”皆不能不知《春秋》,因为在司马迁看来《春秋》乃“礼义之大宗”,守《春秋》之“大义”方能避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四种“天下之大过”。这实际上是高度肯定了《春秋》所彰明的礼义思想对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将其看作历史兴亡盛衰中的不易之理。(www.xing528.com)

第五,《史记》还体现了大一统的史学观念。汉代的一统结束了秦末以来的长期战乱局面,在这个封建中央集权得以确立并日益巩固的时代,汉初的思想界在对秦亡的反思过程中对大一统给予了高度肯定和颂扬。同样,大一统的观念在《史记》中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首先,《史记》的著作体例体现了大一统观念。据《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对《史记》体例的解释,《史记》将记录“王迹所兴”的十二本纪列于首位,之后是作为帝王治下的具体社会结构之展现的八书,三十世家作为“辅拂股肱之臣”,如同“二十八宿环北辰”和“三十辐共一毂”那样,拱卫作为核心的以述录帝王事迹为内容的本纪,七十列传记录“扶义俶傥”“立功名于天下”的优秀人物,继于三十世家之下。《史记》的这种体例形成了一种以本纪为中心,统摄世家和列传的等级结构。这种等级结构不过是以帝王为中心的社会政治格局在史著中的浓缩和体现,是大一统观念在史学领域的反映。其次,从《史记》的起始时间来看,也隐约透露出大一统的观念。《史记》记载的历史“上起黄帝”,“至太初而迄”,从黄帝统一各氏族部落到武帝的一统,这种叙事上的时间安排实际隐含着作者的一种价值判断,即大一统是历史发展所昭示出的趋势和归宿。再次,从《史记》的叙述来看,包括五帝三王在内的中华子孙皆以黄帝为始祖,这种“天下一家”的观念实际上从氏族和种姓的角度论证了大一统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第六,在历史观上,《史记》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体现出道德尺度和历史尺度的统一。道德尺度就是在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立足于德性视角对其“是否应该”作出评判,历史尺度则立足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之加以审视。事实上,早在《论语》中,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就坚持了历史尺度和道德尺度的统一。

一方面,孔子认为管仲僭越礼制而“不知礼”,这是从德性尺度对管仲行为的批评。另一方面,当子贡认为管仲并非“仁者”时,孔子又高度肯定了管仲的事功,这是从历史尺度对管仲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的肯定。这说明孔子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已经做到了道德尺度和历史尺度的统一。与孔子评价管仲时运用的两种尺度相同,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也坚持了这两种尺度的统一。对于秦的一统,司马迁评价道:“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34) “取天下多暴”是从道德尺度对秦发动劫掠战争的否定,“世异变,成功大”,则是从历史尺度对秦结束战乱完成统一的历史进步作用的肯定。对于项羽的评价,司马迁既肯定了其在“秦失其政”的历史背景下“将五诸侯灭秦”所起到的历史作用,同时又批评他“放逐义帝而自立”“欲以力征经营天下”的行为,认为“子羽多暴”,前者是历史尺度,后者是道德尺度,在对项羽的评价上,司马迁仍然坚持了历史和道德两个尺度的统一。司马迁在审视和评价历史人物时能够坚持历史尺度和道德尺度的统一,体现了其作为史学家的卓越史识。

第七,司马迁还肯定了人的欲望的合理性。首先,司马迁立足于史籍记载来说明和肯定人天生就有追逐欲望的本性: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35)

司马迁指出有史闻以来,人的耳、目、口、身、心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去追逐感性生存欲望,基于人的此种本性,最高明的王者是因顺之而加以治理,渐次而下者是分别通过引导、节制、齐整人的欲望来进行治理,最次者是与民争利。司马迁在论证人的求欲本性的时候不是“载之空言”,而是从史籍所载这一具有说服力的角度出发的。这种对人的求欲本性的肯定,无论在结论还是在论证方式上,都与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体现着司马迁求真务实的历史观念和思想解放的锋芒。其次,司马迁还从现实中人们的不同行业和分工出发,论证了人的求利本性。司马迁认为,不同行业的人的活动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指向,即皆为求得财用和富贵的满足,由此而得出了逐富是人之“不学而俱欲”的本性的结论。再次,司马迁强调在社会生产中应当充分因顺人之求欲逐富的本性。司马迁主张“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认为在社会财富生产的各个环节上,如果能“各劝其业,乐其事”,则会收到“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的效果。对此,司马迁感叹道:“岂非道之所符,自然之验邪?”在这里,道家“道”和“自然”的概念通过人的求利逐富的活动得到了新的解释。最后,司马迁认为基于人的生存欲望的逐富行为构成礼义得以确立的重要前提。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36)

司马迁引述了管仲之语,肯定并继承了他的观点,强调“礼生于有而废于无”。这里的“有”是指礼得以产生的物质条件,这个物质条件正是通过人之逐富的行为才得以具备的。战国时期的荀子曾就“礼”和“欲”的关系作出说明,认为礼义出于“养人之欲”即合理调节人的欲望的需要。如果说荀子看到了礼义产生的必要性,那么司马迁则更加强调建立在人的逐富欲望基础上的物质条件对于礼义的确立所具有的前提作用。“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是司马迁从古今之变的社会发展大势出发得出的具有史家远见的结论,其意义在于将儒学独尊之后形成的汉代主流价值观奠基于社会发展的物质层面之上,这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