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六家要旨》中的诸子学思想

司马谈(?—前110),汉左冯翔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司马迁之父,曾任太史令之职。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掌天官”,“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前140—前110)。司马谈的诸子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史记》中的《论六家要旨》中(15) 。

在《论六家要旨》中,司马谈从宏观上对先秦以来的诸子学说作了分类和评述,改变了先秦至汉初主要从人物出发对诸子学进行分类的方法,在学派划分上首次提出了“六家”的概念,即阴阳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道德(道家),这些学派名称为后世所沿用。从司马谈所说的六家学派的内容来看,先秦已有与之相对应的人物或著作,但以学派意义上的“家”来称之,却自司马谈始。“六家”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司马谈对六家要旨的阐述,是围绕六家学说的治世功用来进行的。他引用《易传》之语,认为六家学说在治世功用上可谓“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他强调各家学说的目标都是“务为治”,只不过其用以治世的路径有所不同,这在于人们是否对此有所省察罢了。司马谈从治世的功用上来阐述诸子学,这种审视诸子学的视角和《淮南子·要略》对诸子学产生背景的说明有某种相似之处。这应是汉初思想界总结秦亡教训、寻求合理的社会治理学说的一种延续和反映。

对于阴阳、儒、墨、法、名五家,司马谈一一指出了其学说的优点和不足,作出了一分为二的评价。司马谈认为阴阳家“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即太过详细而忌讳众多,使人拘泥于其中而多所畏惧,但也肯定了其作为“天道之大经”所具有的“序四时之大顺”的功用,并将其列于首位。司马谈将探究天道的阴阳家列为六家之首,一方面源于他对司马氏家族“世典周史”的家族背景的推崇,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司马谈在叙述六家要旨时由天道而人道的逻辑线索。对于儒家,司马谈认为其具有“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缺点,强调“其事难尽从”,但也称道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的合理性,认为这一点可以说是“虽百家弗能易”。对于墨家,司马谈肯定了其“强本节用”学说的价值,认为这一点“虽百家弗能废”,但也认为墨家“俭而难遵”,“其事不可徧循”。对于法家,司马谈认为其“严而少恩”的特点会导致“亲亲尊尊之恩绝”,但也认为其在“正君臣上下之分”的意义上可谓“虽百家弗能改”。对于名家,司马谈认为其学说之长在于“正名实”,即正定名实关系使名实相符,这样可以使人“控名责实”即因名而循实,但也认为其“苛察缴绕”即对“名”的考察过于苛细繁琐,从而陷入“专决于名而失人情”的境地,即片面依靠“名”来裁决事情而与人的实际生活情形相疏离。司马谈对以上诸家的评价没有像《荀子·非十二子》和《韩非子·显学》那样对各家学说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这表达了司马谈对诸子思想兼取并蓄的倾向。(www.xing528.com)

与对阴阳、儒、墨、名、法的态度不同,司马谈对“道家”则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司马谈所说的“道家”或“道德”家是指战国以来形成的黄老道家。司马谈对黄老道家的偏爱应与他“习道论于黄子”的黄老学思想背景有关。司马谈认为,在具体运用中,由于黄老道家吸收了多家学派的长处,能“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故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又因“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故能在效果上“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这样就与“主劳而臣逸”的儒家治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论述了道家学说的特点后,司马谈还紧接其后就形神关系作出了说明。认为“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即“神”是个体生命存在的根本,“形”是个体生命存在的凭借和资具,反对大用其“神”和大耗其“形”的行为,强调个体生命应抓住“神”这个“生之本”,先正定其“神”,并保持形神的相合,也只有如此,对君王而言才可以为治于天下。司马谈在表达其形神观的同时,也透露出了由身而国、身国同治的理念。司马谈的这种思想承接《管子》“身者,治之本也”(16) 的思想而来,带有明显的黄老学思想特征。

尽管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表现出明显的黄老学倾向,但从《太史公自序》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还具有一定程度的儒学特征。如司马谈曾引用《孝经》中关于“孝”的说法来激励司马迁修史:“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17) 司马谈还激励司马迁以孔子作《春秋》为典范来完成不朽的史著:“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③不仅如此,司马谈还把承继六经学说蕴含的王道理想的希望寄托于司马迁的史著:“‘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18) 司马迁所记载的上述言论不仅透露出了出身于史官世家的司马谈对于史官精神的高度自觉,也反映出司马谈思想带有的儒学色彩。

《论六家要旨》对先秦以来诸子学的把握,不同于先秦那种主要以人物为评述对象的做法,而是抓住这些学派的核心概念对其加以区分,并就这些学派的长短作了精要的说明,这种对诸子学的划分方法在宏观性和综合性上更进了一步。司马谈的思想带有明显的黄老学倾向,同时又表现出一定的儒学色彩,这应是司马谈时代官方的社会治理思想由崇尚黄老学逐渐向独尊儒学转变的一种反映。司马迁将其父《论六家要旨》录入《史记》,说明司马迁对诸子学的态度更多地承袭了其父司马谈的观点,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的一种委婉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