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通史：秦汉学派评判观念

《韩非子》《荀子》《庄子》《尸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对诸子的评判是后来对诸子进行分派的滥觞。

《韩非子·显学》主要针对当时的儒墨两家学说作了梳理、总结和评判。《显学》的学派评判观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显学》对儒墨两家的源流作了说明: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6)

《韩非子》称儒墨为“世之显学”,将儒墨的代表人物分别归于孔子和墨子,指出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墨子之后“墨离为三”,说明了儒墨学说在孔墨之后的衍变情况。《显学》还强调这些儒墨后学的特点是“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指出了儒墨后学同源而异说的思想特点。可以说,《显学》首次对战国时期儒墨学派的源流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其次,《显学》还结合儒墨学说的特点对其进行了抨击。

《显学》认为,从葬制上看,墨者提倡薄葬可谓“俭”,儒者主张厚葬可谓“孝”。统治者既取墨者之“俭”而“礼之”,又取儒者之“孝”而“礼之”,这种“兼礼之”的态度造成了“孝戾侈俭俱在儒、墨”的混乱局面。同样,也出现了人主对儒者雕漆开之“廉”和墨者宋荣子之“宽”“兼而礼之”的情形。从思想特点上看,对于雕漆开之“廉”和宋荣子之“宽”而言,又可以分别用“恕”和“暴”来批评对方的学说。韩非认为这些儒墨学说都是一些“杂反之辞”,他强调“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人主若“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就会导致社会动乱。可见,韩非是立足于确立统一的法度思想以维护人主统治的角度来抨击儒墨学说的。他抨击儒墨是为了标榜自己的学说,所谓“明吾法度”“必吾赏罚”,强调人主应“不道仁义”而当“务法”。当然,在抨击儒墨学说的同时,《显学》也指出了这两个学派的一些鲜明特点。

再次,《显学》还提及了儒墨之外的其他一些学派,如杨朱学派:“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世主必从而礼之,贵其智而高其行,以为轻物重生之士也。”韩非认为如果人主礼遇那些“轻物重生之士”,就难以寻求到为其拼死效命的人。显然,站在维护人主统治的立场,《显学》对以“轻物重生”为特点的杨朱学派亦持否定态度。

《荀子》对诸子思想也多有评判。《荀子》的学派评判观念主要表现在《天论》《解蔽》和《非十二子》中。

《天论》认为慎子、老子、墨子、宋子的学说各得一偏,所谓“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7) 。《天论》进而指出了这种一偏之学所导致的后果:“有后而无先,则群众无门;有诎而无信,则贵贱不分;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有少而无多,则群众不化。”(8) 《解蔽》指出了墨子、宋钘、慎到、申不害、惠施、庄子六人学说的片面性:“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9) 《解蔽》认为以上六子的学说“皆道之一隅”,持这些学说的人是“曲知之人”。《天论》和《解蔽》对各家学派的思想并非一概全盘否定,而是强调其“蔽于一曲”“暗于大理”的特点,其对各家学说的评判,主要是立足于其学说对社会产生的作用而言的。

《非十二子》则以两人为一组,对十二个人的学说进行了批判,即它嚣、魏牟;陈仲、史鳅;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

《非十二子》对前十子学说的批判,以社会治理的需要为出发点。这十子的学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在荀子看来,这十子的学说对他所推崇的“隆礼重法”的“一天下”的社会治理目标构成损害,荀子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对上述十人的学说进行批判的。荀子对子思、孟轲的批判则从儒学内部着眼,认为其学说歪曲了仲尼、子弓之义。在荀子看来,这十二子的学说皆是“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构成“天下之害”,“仁人”的任务就是要“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

就对儒者的批判而言,除子思、孟轲外,《非十二子》还批评了子张氏之儒、子夏氏之儒和子游氏之儒,称其为“贱儒”。《非十二子》指出子张氏之儒“弟陀其冠,衶禫其辞,禹行而舜趋”,子夏氏之儒“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子游氏之儒“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荀子对子张氏之儒、子夏氏之儒、子游氏之儒的批评,是要确立起儒者“佚而不惰,劳而不僈,宗原应变,曲得其宜”的君子风貌。荀子对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这三派儒者的描述和批评,有助于我们了解先秦孔门儒者的分化情形及其不同特点。

《庄子·天下》是一篇重要的学术评论文章。《天下》篇的学术评判观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总体上对先秦学术的来源和分殊作了说明,二是对几个重要代表人物的学说作了评述。

关于先秦学术的来源,《天下》认为先秦学术来源于“古之所谓道术”。这种“古之所谓道术”的特质又被《天下》称为“一”或“内圣外王之道”。《天下》对这种“内圣外王之道”极为推崇,在《天下》的作者看来,这种“内圣外王之道”可谓“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

《天下》还认为“古之道术”亦散殊和体现于“百家之学”中。其中,《天下》特别提到了五个学派,这五个学派分别是墨翟、禽滑厘(还包括相里勤弟子及南方墨者);宋钘、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在《天下》看来,这五种学说的特点亦是其学说的长处所在,它们皆是“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www.xing528.com)

对于前三个学派,《天下》在肯定其学说合理性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学说之失。如对于墨翟、禽滑厘一派,《天下》认为墨子学说“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强调“墨翟、禽滑厘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批评他们的学说“为之大过,已之大循”,即应做的事情做得太过分了,应当制止的事情又节制得太过分了,认为这种学说是“乱之上也,治之下也”。对宋钘、尹文一派,认为“其为人太多,其自为甚少”。对彭蒙、田骈、慎到一派,指出“其所谓道非道,而所言之韪不免于非”。对于关尹、老聃的学说,《天下》站在道家学术立场上对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老聃为“古之博大真人”。对于庄周之学,《天下》认为庄周“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天下》对于庄周的学说同样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此外,《天下》还提到了惠施为代表的名辩学派(还包括桓团、公孙龙)。《天下》对惠施学派整体上持批评和否定态度,认为惠施的学说“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指出惠施那种“逐万物而不反”的名辩活动如同“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一样可笑,强调桓团、公孙龙等辩者们的学说“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天下》对惠施学派的态度与《齐物论》中对名家的批评是一致的。

《天下》对学派的评判观念客观上揭示了战国时期学术发展由一统到分殊的所谓“百家往而不反”的过程。《天下》的作者着眼于整全之“道”的立场,认为“古之道术”分殊的后果是“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由此而造就了众多“不能相通”的“一曲之士”。针对这种“不见天地之纯”“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学术分散局面,《天下》的作者强烈呼吁“内圣外王之道”的复归,这正是《天下》对各种学派进行评判的目的所在。

今本《尸子·广泽》(10) 也提到了先秦六人的学说,并将其学说的特点概括为:

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其学之相非也,数世矣而已,皆弇于私也。(11)

文中提到了墨子、孔子、皇子、田子、列子、料子六人的学说,分别用一字来概括这六人学说的特点。《尸子》列举这六人学说特点的目的在于强调“名”和“实”的一致,强调以“实”统“名”的重要性,所谓“若使兼、公、虚、均、衷、平易、别囿一实也,则无相非也”②。《尸子》实际上是在名实一统的视角下强调上述六人学说具有某种一致性。与《庄子·天下》描述的那种“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学术分散情形不同,《尸子》更加强调各家学说的“合”。

《吕氏春秋·审分览·不二》中关于诸子思想特点的概括与《尸子》有相似之处:

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有金鼓所以一耳。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夫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圣人矣乎!(12)

《吕氏春秋》提到了十个人的学说,与《尸子》相类,《吕氏春秋》也有明确追求思想齐一的倾向。其列举十种观点不同的学说,正是出于“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的思想一统的需要,以此来强调“齐万不同”的重要,《吕氏春秋》对诸子学说的评判带有鲜明的大一统的政治目的。

此外,汉初的《淮南子·要略》对先秦的太公兵谋、儒者之学、墨者之学、管晏学说、纵横修短之学、刑名之学和商鞅之学也作了评论。(13)

《要略》首先就这些学派产生的客观情势和时代背景作了说明。《要略》认为“太公之谋”产生于“为天下去残除贼而成王道”的社会政治需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者之学出于股肱王室、移风易俗的需要;墨子之学是因革“孔子之术”“背周道而行夏政”的需要;管子之学是“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的需要;晏子之学是谏导王者为政的产物;刑名之学是为解决礼法上面临的“新故相反,前后相缪,百官背乱”的局面而产生的;商鞅之学是适应秦孝公吞并诸侯的政治方略而产生的。《要略》对上述学派产生背景的说明,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这些学派思想的时代性。

《要略》在阐述上述学派产生的客观情势和时代背景的同时,对上述学派的创始者和学派的思想特质也多有说明。如指出孔子为儒者之学的创始者,并以“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修其篇籍”为特点,明确指明了孔子学说和周公思想的关系;对于墨子学派,《要略》指出墨子曾师承于儒门而行夏禹之政,对儒墨之间的渊源关系首次作了说明,还指出墨子学说以“节财”“薄葬”“闲服”为特点;对于刑名之学和法家之学,《要略》也明确指出了其分别为申不害和商鞅所创。

综观《要略》对上述学派的评论,其更强调这些学派皆是因应不同情势和时代背景的产物。《要略》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标榜刘安及其门客所撰《淮南子》一书在社会治理的参考价值上的全面性、权威性。用刘安自己的话说就是,“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风,以储与扈冶。玄眇之中,精摇靡览,弃其畛挈,斟其淑静,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牵连之物,而不与世推移也。故置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14) 。

从以上诸子“分派”观念的演进来看,在“分派”方式上主要是以人物为线索来进行的。在人物的思想归属上,不同著作也存在差异,如《庄子·天下》中宋钘和尹文列为一组,有别于墨子,荀子的《非十二子》中则将宋钘和墨子列为一类。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持论者的立论需求和着眼点的不同造成的。同时,“分派”观念的演进也透露出学术发展由“分”到“合”的一种趋势。尽管先秦至汉初已有较为丰富的诸子分派观念,但并没有出现严格的学派意义上的“家”的概念,这为司马谈和班固进一步整理、归类和评价先秦诸子的学说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