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观念在《中国哲学通史.秦汉卷》中的重要性

前面说过“诚达于性命之情”而“仁义固附”,是对老庄的自然生命尤其是庄子的性命之情的高度认肯,以此生发道德仁义内涵并完成应有的功能展示。有一点与庄子不同的是,它并非如《齐物论》标榜的儒墨是非各其所当而互相斥责,竟把仁义内涵与路径看作其共生同求的目标与意义而一起批驳,即:“孔、墨之弟子,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世,然而不免于儡。身犹不能行也,又况所教乎?是何则?其道外也。”(《俶真》)他们都是人的正常生活中的仁义傀儡,是生命大道的外在障碍,这是一种过激过偏的判法而遮蔽了其应有的作用与贡献。当然,如评析孔子及其弟子们一样,有得有失,仁义观念也如此,此在文本里是矛盾纠结的,也是旗帜鲜明的,大体如下:

是故以道为竿,以德为纶,礼乐为钩,仁义为饵,投之于江,浮之于海,万物纷纷,孰非其有!

今夫积惠重厚,累爱袭恩,以声华呕苻妪掩万民百姓,使知之欣欣然,人乐其性者,仁也。举大功,立显名,体君臣,正上下,明亲疏,等贵贱,存危国,继绝世,决挐治烦,兴毁宗,立无后者,义也。(《俶真》)

是故仁义礼乐者,可以救败,而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争也,义者所以救失也,礼者所以救淫也,乐者所以救忧也。神明定于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民性善而天地阴阳从而包之,则财足而人澹矣,贪鄙忿争不得生焉。由此观之,则仁义不用矣。(《本经》)

制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辨,长幼之序,朋友之际,此之谓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职而治之,筑城而居之,割宅而异之,分财而衣食之,立大学而教诲之,夙兴夜寐而劳力之。此治之纲纪也。

故仁义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务治其末,是释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辅仁义,今重法而弃义,是贵其冠履而忘其头足也。故仁义者,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张其广者毁,不广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赵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灭;智伯不行仁义而务广地,故亡其国。(《泰族》)

它对“道”“德”“仁义”“礼乐”与“万物”的关系论证,用了一个十分形象却又特别生活化的生命隐喻,即道是钓鱼竿、德是钓鱼线、礼乐是钓鱼钩、仁义是钓鱼饵、宽广无边的江海是钓鱼场所、宇宙万物是鱼,人的这般钓鱼工具制作与捕捞对象作为的结果是所得非所有、所有非所钓、所钓非所生,其实是生活欲望的铺设与引导,非生命存在的要求与目标,可惜人在社会生活中执迷于文化规范,遗忘了生命自然。因而,这种打着道德旗号的“仁”“义”“礼”“乐”,更多是人文诉求而非自然要求,即仁是“救争”(群体纷争)而以恩惠的慈爱之名来安抚百姓、知足眼前生活成就并安乐现实生命表征,义是“救失”(个体缺失)而以功名利禄、等级安排、关系网络、祖宗事业、子孙希望等来振作孤寡、冲出危难、传承善意、体会使命,礼是“救淫”(过当言行)而以损益后的周礼来范导人的视听言动,乐是“救忧”(忧心忡忡)而以“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乐天心态与“六艺”的文化表演来开解。仁义礼乐确实能够救治个体生命与社会生活的欲求弊病,保持一种有爱、有义、有利、有节、有用、有心、有知、有善的文化状态,但还不是真正融通一切生命事物的道德至治,不能使宇宙生命的“神明”(自由光照或自然本能)安定在天下人心中,让人拥有一颗原初的真心而成为真人并有真知,以其真知明察民众的善性与善行,由此获得天地阴阳的辅助与成全,如果这样会使生活财富自能满足、人的生命澹泊宁静、不再有“贪鄙忿争”即贪婪、小气、愤恨、争夺了,那么,就不需要“仁义”的刻意引导与作为了。现实社会的人们显然不能这样,而且已习惯了仁义礼乐的生活,怎能不戕害自然生命的本性、压制其本能和修饰其样貌并改造其内涵呢?正是在这种自我迫害中获得自我肯定与信仰,相信仁义礼乐能救争、救失、救淫、救忧、救自己和社会、救祖宗和子孙、救万物和宇宙,这是人类生活狂妄至极的自信,需要宇宙生命自然警醒!这依然是在老庄道家宇宙论的视野、自然论的机体与生命哲学的标尺中,审查孔子儒家的人生论缺失、政治论弊端与文化哲学局限,试图以前者统系后者来推引生命作为与生活前景。

一旦回到现实的人生、政治与文化层面,又不得不将仁义的救世、治世、经世、用世和传世的法宝拿出来。所以,《淮南子》公开承认“仁义”是“治之本”、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是“治之纲纪”。并且,划分具体区域、职责、城池、家园、财物、学校、人力等来履行其蓝图规划、功能设计、原则制定、程序运作、教材编排、成员管制等;就此,有“州”即行政单位的成立,有“职”即行政事务的对治,有“城”即政治中心的修筑,有“宅”即生活家园的差异,有“财”即生活财物的满足,有“学”即文化思想的教导,有“力”即身体力行的劳作。因此,不能动摇这种人生根基与政治根本,也不能抛弃这种社会纲纪与文化教育,否则,我们今天便不知修治何种事务是好,反而舍本逐末去繁茂枝叶以庇护花果却毁掉根系。这是极其危险的做法,已有前车之鉴如赵政即秦始皇与智伯不用仁义之德、行,却贪求王国强大、领土宽广,结果身死国灭。这也是“重法”不能“弃义”而必须以“仁义”为辅、以道德为主,这暗示当以老庄道家为本主、孔子儒家为辅主、商韩法家为末用的政治思想布局。但就这些段落单独看,老庄的道德主旨并不直接显明,似乎把孔子儒家的仁义与五伦抬得很高而作为根本和纲纪,实际上结合它的“钓鱼”说法与“性情”解释,放在不同的认识领域与价值诉求中,它们是有主次本末的。

总的看,在人生、政治与学术、文化的群体合作共建美好社会事业中,儒家思想是相当重要和基础的,它是有效衔接老庄道家思想源泉的合适管线与直接启引辅助法家理论建设的核心原则。虽然儒家文献与观念存在某种局限与弊端,但也有其独特表达与价值,值得修正与发扬;只要把握得当、引领得力,就会取得如意的生命成效、满足实际的生活需求。

(1)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第二版),冯逸、乔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所引的原文资料,皆出于该书,文字化简,仅标篇名。(www.xing528.com)

(2) 《淮南子·泰族训》。

(3) 《淮南子·地形训》。

(4) 《淮南子·俶真训》。

(5) 《淮南子·泛论训》。

(6) 《淮南子·精神训》。

(7) 《淮南子·诠言训》。

(8) 此外推,有具体过程可参照,能实际求证,是限定的认知把握;类推,要全面概括其实际情况,为高度抽象,是恒定的原则设计。

(9) 参阅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0) 参阅李霞《生死智慧——道家生命观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