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通史：秦汉时期的六艺与《论语》

《淮南子》中无“独尊儒术”“道统”“学统”的认识痕迹,仅把《诗》《书》《易》《礼》《乐》《春秋》看作“六艺”、《论语》的言当成孔子的话。或许当时诸多经典塑造不是一下子完成,但传统教材与习惯用语把这类待完善的样本推上历史舞台,成为政客、文人、学者们的可靠资料与阐发依据。这里不罗列相关说法,大略如下:

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于是博学以疑圣,华诬以胁众,弦歌鼓舞,缘饰《诗》《书》,以买名誉于天下。(《俶真》)

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导于世,岂若三代之盛哉!以《诗》《春秋》为古之道而贵之,又有未作《诗》《春秋》之时。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诵先王之《诗》《书》,不若闻得其言;闻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泛论》)

故《易》之失也卦,《书》之失也敷,乐之失也淫,《诗》之失也辟,礼之失也责,《春秋》之失也刺。

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绪业不得不多端,趋行不得不殊方。五行异气而皆适调,六艺异科而皆同道。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辩义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乐之失淫,《诗》之失愚,《书》之失拘,礼之失忮,《春秋》之失訾。六者,圣人兼用而财制之。失本则乱,得本则治。其美在调,其失在权。(《泰族》)

政治背景是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的权势、威望衰微和王道荒废、礼义崩坏,即周朝政治势力没落与分封诸侯政治事业壮大,给儒墨两家的人文学派势力迅速崛起提供了机会与平台,他们博学好问圣王前贤、深思明辨家国大事、成群结队地进行话题论争、喜欢粉饰《诗》《书》文本内容、铺张各自言论观点而声名显赫于天下,这直接暗示了儒家文化群体编撰性地裁剪、整顿与扩充诗书内容。也可以说,汉代使用的先秦经书受儒者的修订而成型,携带了其生活情境与观念诉求,间接熏染了《淮南子》的看法与推证。即使他们是“道议”(爱道听途说)、“分讼”(各自表彰所是)、“疑圣”(怀疑圣贤合理性与有效性)、“胁众”(蛊惑并胁迫大众作价值或立场选择)、“歌舞”(采取不严肃的表现形式即欢快的文艺做法)、“缘饰”(随机应变解释各种典籍)、“买誉”(有名无实地夸大其词而赢得声誉),更多产生这种负面形象与影响,但其开创性(“始”)的自由讨论、差异性(“分”)的个体解说、广博式(“博”)的学习研究、完美性(“华”)的理想追求、器具式(“弦”“鼓”)的文艺表演、机智型的典籍开发与名言式的社会传播以及担负历史使命(作《春秋》)、服务政治目标(“务治”)、救治现实苦难与困境(造业、道全),是值得人们赏识与推举的。其不足不妥处需要警惕与增补、改进,也有亮点、优点应认可与发扬、力行,明确以批评的口吻与批判的态度来辨析其得与失、是与非,分析其成与败、因与果,不仅中肯,而且深刻。(www.xing528.com)

它认为,不该“趁火打劫”政治困局而贪图“华而不实”的人间虚名,不要无故美化其传统文本的救世治世功能而完整考察其言论宗旨与背后玄机,不要被浮言乱语所感染和鼓动去“可道”、走捷径而迷失大道方向、“常道”原则,不要看不到《易》《乐》《诗》《书》《礼》《春秋》的理论缺失即神秘图示(“卦”“鬼”)、骄奢淫逸(“淫”)、怪邪愚昧(“辟”“愚”)、拘谨敷衍(“敷”“拘”)、等级森严(“责”“忮”)、过当非议(“刺”“訾”);同样,也决不能“因噎废食”言论自由而习惯“照本宣科”地解读其典要与古道,也不可因“绪业”“多端”“趋行”“殊方”“六艺异科”、人事纷扰,就放弃合群、共治、同道、统本、调制。它是高度认可《诗》《书》《易》《礼》《乐》(文中对此二者未标书名号)、《春秋》的优长,即《诗》培育优良(即“温惠柔良”)的社会风气、《书》提供深厚(即“淳庞敦厚”)的文化教育、《易》阐释究极(即“清明条达”)的事物义理、《礼》规范节制(即“恭俭尊让”)的个体言行、《乐》实现宽容(即“宽裕简易”)的精神感化、《春秋》铺张公正(即“刺几辩义”)的政治原则。圣人是综合了解此六艺的得失后合理采用其要点并有效发挥其优长,掌握古今治道的根本而不迷乱其细枝末节,把现实社会调治到十分美善和谐的程度与状态而虚张绝对至高无上的权势,这在政治理想追求上有老庄道家的谦卑清守风范,在实际运作层面采纳了儒家六艺温良、淳厚、明达、恭敬、宽容、公正的指导原则。

另外,除了六艺典籍的原文引用、概念推演与观点提炼外,《淮南子》中还出现少许与《论语》的文句几乎完全相同的话语,未标书名而以孔子陈述。略选二则,以作疏解。

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故令行于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故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主术》)

故孔子曰:“可以共学矣,而未可以适道也;可与适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与权。”权者,圣人之所独见也。(《泛论》)

第一句见于《论语·子路》篇,一模一样;第二句在《子罕》篇原文是“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其“与”部分被“以”替代,有“矣”“而”“也”之类语气词和连词。究竟是后世通行本《论语》削减、修改而成,还是《淮南子》有意敷衍其文与义呢?这里主要依据后人传播孔子本人的流行话语,作些意义上的说明。它依然立足于天下政治的基本判断标准与法令执行效果,要人主自身做示范和榜样,才能正确引导民众信守和遵循,这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理路,也可能是老子修身、家、乡、邦、天下以观得失的思路;但家与国的内涵不显,直接由自身跨越式地推扩到天下事业,因而更看重人主的“仪表”和“检式”,以及由此形成可行的政令。当讲了人主的“政”或“正”,便大体谈圣人的“学”之同修与“道”之确立,推得其“独见”之“权”,刚好可弥补“六艺”之“失”,共人间之美事、善政而定天下之良法、正治。《淮南子》书中孔子言论不少,不一一列举,后面会专门讨论孔子,仅以此二则言论指明其与《论语》的相同相似。可以说,从儒家原始典籍看,《淮南子》在人生实践、政治原则与学术培养上汲取了其思想营养与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