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政治哲学与秦汉时代的问题意识

汉初政治、社会、文化三方面时代背景均为董仲舒政治哲学提供问题意识,董仲舒政治哲学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有权力来源合法性、政治正义原则和社会教化问题。

首先是在政治方面,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权力来源合法性和政治统治原则问题。刘邦起于平民,何以得天下?辕固生“汤武革命”可以用来说明秦政无道,刘邦受天命而诛之,但难解皇权与诸侯争势问题;黄生强调君臣上下之分,臣下有尊天子的绝对义务,但又不能解释刘邦得天下的权力来源合法性。就政治制度而言,汉承秦制,本来有郡县中央集权制度可沿用,但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37) ,开国时大封功臣,封异姓王八,封列侯百余,后或谋反或恐其谋反而一一剪除异姓王,但又大封同姓王十人,诸侯王势力不断膨胀,封地占全国三分之二,中央直辖只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京师内吏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颇邑其中”(38) 。诸侯坐大,尾大不掉,“然之后原本以大,末流滥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以害身丧国。故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39) 。于是文帝时有淮南、济北之叛,景帝时有几乎令皇权覆灭的七国之乱。如何在制度伦理和权力正当性根据两者之间找到一个维护汉王朝统治秩序两全之策,是汉初政治哲学的当务之急。

而另一个问题就是政治统治原则问题。秦法酷烈,而汉承秦制,汉初基本沿袭,虽有黄老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之表象,实则汉法与秦法一样由疏而密,李斯自颂“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40) ,而终致秦政“法令诛罚日益深刻”(41) 。同理,高祖初入关中约法三章,后“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42) ,一仍秦法行于汉世,“然孝文帝本好刑名。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43) ,黄老本来就是道家帝王南面之术和法家刑名的结合,刀笔之吏充塞政府部门,“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44) 。故汉初有陆贾和贾谊等反思秦政之少仁义,也有晁错等用法家刑法,更有黄老道家综合道法的清静无为。秦开辟的天下一统新制度,在兴勃亡速的反省中,选择任德还是任刑的统治原则,也是当时的政治核心问题之一。

其次是在社会方面的核心问题,主要是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利益和权力配置问题。文景之治的繁荣背后,已经产生了导致社会危机的许多因素。商业流通的无节制发展,导致商人发放高利贷和对农民田产的兼并,土地日益集中到大地主手中,农民破产为奴或弃农经商,国家税源和兵源减少,四处流亡而扰乱社会秩序,宗室和官员奢侈乱制,社会风气堕落,这些都危及良序社会建设和经济良性发展。“汉政治之所急,尚不在边寇,尚不在列侯诸王之变乱,而在社会经济不均,所造成种种之病态也。”(45) 可见董仲舒提出的“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汉书·食货志》)等建议,是对治汉武之朝很中肯的社会经济措施。

针对政府和宗室官吏巧夺民力的情况,董仲舒提出“不与民争利”(《汉书·董仲舒传》)和在政府部门任用循吏的对策。“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46) 因为“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④。所以,“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要“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这就要求有一大批能够用仁义进行社会教化的贤能之士进入官吏阶层,成为以仁义化民成俗的循吏。而当时的官吏多来自贵族富豪子弟,“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47) 。故董仲舒提出选举官吏的办法,“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48) 。选贤任德的方式选举官吏,实际上是改变了社会各阶层权力配置方式,从原来的局限于贵族富豪子弟转移到全社会公开选拔。(www.xing528.com)

第三是与政治、社会两方面相呼应,在文化方面的核心问题主要在于倡导何种社会主流文化和社会教化的问题。

西汉初期也存在着百家争鸣、莫衷一是的情况,而统治思想的主流黄老道家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现实发展的需要。司马谈《论六家旨要》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津津乐道,也是战国诸子百家争鸣之遗风,但其特别表彰道家,而贬损其余,则是当时流风所趋。其中的道家,其实是流行于初汉、窦太后所好的黄老道家,被认为是综合各派优势克服各家缺点的最有价值的学说。

然而在政治统治原则和社会经济出现问题和危机的时候,在政治哲学层面的文化反思就会发生。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以“克己复礼为仁”,战国时孟子“距杨墨,放淫辞”(49) 以推广仁政,庄子后学之《天下》弘扬“道术”,荀子之《非十二子》“隆礼重法”,韩非子之《显学》反“儒墨”,而李斯提议“焚书坑儒”,这些都是在特定时期文化反思的成果。秦灭汉兴,反思秦政,陆贾以为“谋事不立仁义者后必败”(50) ,贾谊以为“仁义不施,则攻守之势异也”(51) 。司马谈以为“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52) 。而董仲舒天人三策提出“大一统”建议,汉武帝采纳之而“推明孔氏,表章六经”。这一建议并没有禁止其他学派的存在,而是通过官方提倡而引导社会崇尚仁义道德,形成有耻且格的社会风气,而非如李斯“焚书坑儒”以残暴的手段禁毁异己者。“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53) 用儒家整理的历史文化遗产《六经》及孔子言论和儒家著作作为教材,培养出用仁义教化天下的官吏,为政府推行德治措施,移风易俗,走向大同社会,这才是董仲舒建议的要旨。

综上所述,汉初七十年在政治方面有汉王朝政治合法性和大一统郡县制中央集权统治正义原则问题,在社会方面有社会各阶层经济利益和权力配置问题,在文化方面有倡导何种主流文化和社会教化问题。解决这些核心问题需要从不同角度对历史教训和西汉现实进行系统反思,创造性地转化先圣时贤的政治智慧。这就需要对在新形势下先秦以来诸子百家智慧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儒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以及“和而不同”的胸怀和“综罗百家”的综合创新能力。上述要求成为汉代政治的明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