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名思想的重要性及其发展

正名思想一般可追溯到孔子。孔子早年即初步提出正名思想:“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齐景公三十一年,陈桓收买人心,景公好色怠政,时鲁昭公(二十五年)为季氏三家逐出奔齐,孔子至齐,感叹两国君臣无序,孔子有感而发,提出正名思想,主要是赋予宗法礼制名分以伦理内涵,如君惠、臣礼(忠)、父慈、子孝,也规定从王室朝廷、诸侯国、卿大夫家族,每一个角色都有伦理性的行为规范要求和物质性的礼制配备等级,在当时条件下如此才能成就一个良序社会,否则“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孔子对季氏“八佾舞于庭”、祭祀泰山等僭越礼制行为的批评,都是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

后来子路仕卫,恰逢卫国传位出现问题:卫国太子蒯聩因刺杀卫灵公宠爱的南子失败而出逃国外,蒯聩之子辄继位,拒不接纳其父蒯聩回国。孔子为此明确地提出“正名”理论: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

后期孔子的正名思想,更强调于统治者的名分与国家治理和民众教化的直接关联。如《大学》所言:“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至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礼崩乐坏,根子就在德与礼的背离,礼代表宗法等级制度(名、文),德是礼的实质(实、质),名实、文质背离,德礼分离,造成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政在大夫,陪臣执国命的乱世景象。孔子正名思想,把德转化为仁,重新把礼的实在规定为仁,要求仁内礼外表里如一,正是希望拨乱反正,回归周礼文质彬彬的原本。孔子作《春秋》,所深切著明者,不外乎通过一字褒贬为贯通仁义精神之王道正名。

孔子的正名思想,《六艺》经传中秉承孔子微言大义而多有记述,先秦诸子因之而有所阐发,勃发战国时期以名实之争为主要内容的逻辑思想大发展。老庄“无名”,墨子“取实予名”、申韩“循名责实”等,皆孔子正名思想的一曲之发。孟子以名征实,把名实关系伦理化和对等化:“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等,规定了名实对应内容,并把道德义务和政治权利关联起来。荀子严辨名实关系,认为名实关系是历史地发展变化着的,每一个时代都要以约定正当的名实关系,“稽实定数”,“制名以指实”(《荀子·正名》),否则将有“不喻之患”“困废之祸”。

董仲舒继承发展孔子以来诸子百家正名思想,提出“深察名号”的正名思想,认为正名对于人事政治非常重要,是“天人感应”中天意在人间社会的投射,必须非常谨慎。(www.xing528.com)

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名者,大理之首章也,录其首章之意,以窥其中之事,则是非可知,逆顺自著,其几通于天地矣。是非之正,取之逆顺;逆顺之正,取之名号;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天地为名号之大义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春秋》贵元、慎始,而名号是天地赋予万物的最原初的性质和条理,一旦在原初点上失其顺逆之正,那么“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后面的一切都会跟着大错特错。“春秋大元,故谨于正名,名非所始,如之何谓未善已善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因此正名是一切事物发展过程具有重大意义的出发点。

正名的关键在于名实相符。“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为名。名者,圣人之所以真物也,名之为言真也。故凡百讥有黮黮者,各反其真,则黮黮者还昭昭耳。欲审曲直,莫如引绳;欲审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审于是非,犹绳之审于曲直也。诘其名实,观其离合,则是非之情,不可以相澜已。”(《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名为实而生,实因名而显,一旦名实相背,则是非曲直都失去了准绳,只会导致黑白颠倒的乱世。反思秦政速败的关键在于名实不相应:“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空言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汉书·董仲舒传》)因此“治国之端在正名”(《春秋繁露·玉英》)。

董仲舒认为,正名的标准则是圣人。“圣人之所命,天下以为正,正朝夕者视北辰,正嫌疑者视圣人。”(《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此圣人之善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而这样的圣人,董仲舒认为唯有孔子及其删述的“六经”中传承圣人之道的圣王可以当之。因此董仲舒在“天人三策”最后建议:“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通过董仲舒的正名理论论证,西汉政治大一统需求被董仲舒合理地归结到以“《六艺》之科、孔子之术”为正名标准的正当现实政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