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对古代人性论的继承和发展

董仲舒人性论的许多概念和观念直接从孔子那里借用。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

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胫胫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

董仲舒所说的“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上”指圣人之性,“下”指斗筲之性,“中”指中民之性,上、下分别是与“上智”和“下愚”对应,两者皆不具有可塑性即为“不移”,“性待教而善”,则与“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对应,习被董仲舒阐释为后天教化,皆有取于孔子的思想。(www.xing528.com)

对孟子的人性论,董仲舒有所不赞同,直接予以有针对性的论辩:

或曰:“性有善端,心有善质,尚安非善?”应之曰:“非也。茧有丝,而茧非丝也;卵有雏,而卵非雏也。比类率然,有何疑焉。”天生民有六经,言性者不当异,然其或曰性也善,或曰性未善,则所谓善者,各异意也。性有善端,动之爱父母,善于禽兽,则谓之善,此孟子之善。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此圣人之善也。是故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得见有常者,斯可矣。”由是观之,圣人之所谓善,未易当也,非善于禽兽则谓之善也,使动其端善于禽兽则可谓之善,善奚为弗见也?夫善于禽兽之未得为善也,犹知于草木而不得名知,万民之性善于禽兽而不得名善,知之名乃取之圣。圣人之所命,天下以为正,正朝夕者视北辰,正嫌疑者视圣人,圣人以为无王之世,不教之民,莫能当善,善之难当如此,而谓万民之性皆能当之,过矣。质于禽兽之性,则万民之性善矣;质于人道之善,则民性弗及也。万民之性善于禽兽者许之,圣人之所谓善者弗许,吾质之命性者,异孟子。孟子下质于禽兽之所为,故曰性已善;吾上质于圣人之所为,故谓性未善,善过性,圣人过善。春秋大元,故谨于正名,名非所始,如之何谓未善已善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董仲舒巧妙地辨析了孟子和自己对人性的定义。董仲舒界定孟子之善性,认为那是比较禽兽之性而言,董则比之圣人之善,故不言性善。如果说人性已善,那么人的一切道德努力都是没有意义的,王者也失去了教化天下万民责任的价值,很难想象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存在的动力和意义。

董仲舒的人性论在这个意义上比较接近荀子的圣人化性起伪说,因为他们都强调后天圣人或王者教化对万民人性变化的重要作用。董仲舒认为按天有阴阳的原理,推导出人有仁贪之性,后又提出身有性情:“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言人之质而无其情,犹言天之阳而无其阴也,穷论者无时受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这里隐含了董仲舒没有明说的思想,即性的现实化则为仁、善,情不节制就会发展出贪、恶。荀子的性恶论认为人性本贪,任其发展就产生恶,故圣人化性起伪,隆礼重法以教化之。董仲舒肯定不会同意天性的潜能就是恶的,但悄悄地用性之质中的情、贪保留了荀子的性恶论的先天贪婪论,用性之待教而善传承了荀子的后天圣王教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