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还从人性论的角度证明教化的必要性。董仲舒的人性论也是基于其宇宙论发挥的。首先他根据天有阴阳推断人有贪仁之性。“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诚,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天有阴阳禁,身有情欲栣,与天道一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他认为,人的性和质是不能分离的,既然性有仁贪,就不能说性是善或不善。禾米之喻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故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善与米,人之所继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为之内也。天之所为,有所至而止,止之内谓之天性,止之外谓人事,事在性外,而性不得不成德。”(《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稻禾的天性是能够长出米来的,但禾出米只是一种内在可能性,还需要很多外在条件,如土地、水、阳光、气候,还有人施肥、除草、除害虫侵犯等等,万事俱备,才能长出米来。禾喻性,米喻善,即性可以为善,但不是说性就是善。这犹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潜能和现实,性有善的潜能,善是性的现实化。
董仲舒进一步把性情比作阴阳,认为性之发用是仁善,情之发用是贪恶。又以目之瞑觉为喻,说明性待教而觉。“性有似目,目卧幽而瞑,待觉而后见,当其未觉,可谓有见质,而不可谓见。今万民之性,有其质而未能觉,譬如瞑者待觉,教之然后善。当其未觉,可谓有善质,而未可谓善,与目之瞑而觉,一概之比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他从字源学上认为:“民之号,取之瞑也。……性而瞑之未觉,天所为也;效天所为,为之起号,故谓之民。民之为言,固犹瞑也,随其名号,以入其理,则得之矣。”(《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性如茧、如卵,卵待覆而成雏,茧待缫而为丝,性待教而为善,此之谓真天。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今案其真质而谓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万民之性苟已善,则王者受命尚何任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这里董仲舒提倡了重要的观点。首先,“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中”指中民之性,因为中民之性非善但有善的潜能,可以通过后天的教化把善现实化,而其他两种不能变:“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茧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后能为雏;茧待缲以涫汤,而后能为丝;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善,教训之所然也,非质朴之所能至也,故不谓性。”(《春秋繁露·实性》)其次,“性待教而为善”,从有善潜能的性转化为善的现实的过程,需要教化来促成。这里又用了两个生动的比喻,即茧成雏和卵成雏:“性如茧、如卵,卵待覆而成雏,茧待缫而为丝。”(www.xing528.com)
董仲舒把实施教化的天命和责任落实在王者身上。“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这是天命题中应有之义:
其设名不正,故弃重任而违大命,非法言也。春秋之辞,内事之待外者,从外言之。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善当与教,不当与性,与性则多累而不精,自成功而无贤圣,此世长者之所误出也,非春秋为辞之术也。不法之言,无验之说,君子之所外,何以为哉!(《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从正名和《春秋》立法角度看,“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善当与教,不当与性”都已经是无可置疑了。于是董仲舒可以得出结论:“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春秋繁露·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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