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刑名法术与黄老的思想斗争

在战国时期,黎民百姓长期遭受战争所带来的痛苦。在秦攻灭六国、完成统一之后,这种痛苦并没有多少减轻,旋即遭受到秦朝的奴役。新的痛苦和奴役来自两个因素,一个是严酷的法刑统治,另一个是沉重的赋税和徭役,轻用民力、滥用民力的现象随处可见(如修筑长城、骊山和阿房宫等)。在经过亡秦战争和楚汉战争之后,汉朝的皇帝、大臣和诸侯国的君臣在汉初达成了共识,即在“除秦苛政”的同时“施德惠”,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为什么要施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具体如何实施,以及实施的效果如何?司马迁、班固在《史记》《汉书》中作了清晰的论述: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15)

赞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南越尉佗自立为帝,召贵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和亲,后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16)

赞曰:孔子称“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17)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汉初推行“清静无为”的政策,朝廷内外随即形成了一股喜好和推崇黄老的风气。不过,“清静无为”的政策虽然与汉初的社会现实相适应,但是它同时意味着皇权的下放和松弛。很显然,朝中大臣和诸侯王国是十分欢迎这一政策并坚定地维护这一政策的,因为通过皇帝和中央王朝推行“清静无为”的政策,他们的权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扩张,他们的利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这样,皇帝就不得不起用某些新锐力量展开同既得利益集团(诸侯王,在政治上日趋保守的大臣)的权力斗争。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削藩建议以及后来主父偃的推恩策,都是在此一背景下提出来的。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是主张中央集权的申商(申韩)一派同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一派之间的政治斗争。

汉初黄老的成分比较复杂。从高祖到景帝,皇帝在总体上属于黄老派,不过这主要是针对黎民百姓来说的,所谓“与民休息”的含意正在于此;而对于诸侯王,皇帝一般仍然采取防范和抑制的策略。在最初二十多年,刘邦、吕后通过分封同姓诸侯王、铲除异性诸侯王的办法来维护皇帝的权威和汉朝的统治。随后,同姓诸侯王坐大,同样存在挑战皇朝统治的问题。与皇帝采取“与民休息”政策的目的有所不同,同姓诸侯王有意借助黄老以对抗中央政府的统治,而尽可能地扩张自身的势力。汉初大臣一般跟随刘邦打天下,他们既是黄老的拥护者,又是既得利益者,常常被封为侯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帮朝中大臣、老臣逐渐蜕变成了保守势力,他们常常以黄老“清静无为”之旨为借口,阻挠和反对皇帝削弱分封制的任何改革。从文帝到武帝,皇权(中央王朝)与王权(诸侯国)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反映在思想上就是刑名法术之学与黄老学之间的斗争。

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贾谊、晁错和主父偃非常重要。贾谊首先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治安策。他最早注意到了诸侯王国在势力坐大的情况有可能对抗中央王朝,进而搞分裂活动甚至叛乱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治安策略。《汉书·贾谊传》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虽在细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主父偃的推恩策即直接从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策略中化出。其次,晁错提出了削藩建议。随着异姓诸侯王势力被不断铲除,而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在急剧膨胀,在文帝后期已经威胁到中央王朝的统治。在此种形势下,景帝采纳了晁错削藩的建议。为什么要削藩,以及如何削藩?《汉书·荆燕吴传》曰:“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史记·袁盎晁错列传》曰:“(晁错)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削藩的目的就是为了“削地以尊京师”,就是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通过削藩、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和严格限制诸侯的权力,同姓诸侯王受到了致命打击,解除了对中央朝廷的威胁。最后,主父偃提出了非常高明的推恩策。元朔二年(前127),武帝进一步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颁布了“推恩令”。(18) “推恩”的好处在于“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19) ,“析”即“崩解”。相比较而言,晁错的削藩策是骤法和刻削之法,严厉而刚硬,且“为之不以渐”(20) ,急于求成。可以说,晁错被斩和七国反叛,都与“削藩”策过于酷虐、顿骤有关。而主父偃推恩策的颁行(“推恩令”),即很自然地瓦解了封建诸侯的势力,而诸侯从此衰弱,再无力量抵抗朝廷了。总之,文帝、景帝和武帝一直在想方设法强化中央集权,扩大郡县制的范围,同时努力打击、抑制和瓦解地方诸侯王特别是同姓诸侯王的势力,防止重走封建制、最终导致天下大乱的老路。对此,司马迁和班固的评论很精到,《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曰:(www.xing528.com)

汉定百年之间,亲属益疏,诸侯或骄奢,忕邪臣计谋为淫乱,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天子观于上古,然后加惠,使诸侯得推恩分子弟国邑,故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为王,王子支庶为侯,百有余焉。吴楚时,前后诸侯或以适削地,是以燕、代无北边郡,吴、淮南、长沙无南边郡,齐、赵、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纳于汉。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上足以奉贡职,下足以供养祭祀,以蕃辅京师。而汉郡八九十,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秉其阸塞地利,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

《汉书·诸侯王表》曰:

故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自此以来,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皇子始立者,大国不过十余城。长沙、燕、代虽有旧名,皆亡南北边矣。景遭七国之难,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谋,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

西汉中央王朝对地方诸侯的斗争在思想上属于中央集权主义对地方封建主义的斗争,贾谊、晁错、主父偃三人都站在维护中央集权的立场上。史书交代贾谊、晁错和主父偃的思想来源是清楚的。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谊为河南守吴公(后为廷尉)的门生,吴公“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这即是说,吴公、贾生出自李斯一系。据《史记·袁盎晁错列传》,晁错“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先所”,并以“术数”(刑名法术之学)游说景帝。又,《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贾生、晁错明申商”,《汉书·司马迁传》说“贾谊、晁错明申韩”,可知在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中,贾、晁二人都是从刑名法术之学的角度提出对策的。而主父偃的推恩策则属于阳儒的纵横术,《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说主父偃“学长短纵横之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纵横术产生于战国中期,从表面看是或合纵以抗衡,或连横以击纵,但从深处来看则是通过精心谋虑来采取最巧妙、最有利的办法,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从本质上来看,晁错的削藩建议和主父偃的推恩策相为表里,都是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推衍,在骨子里都属于刑名法术之学。当然,推恩策考虑到了“同姓封建”之义,考虑到了亲属(皇亲国戚)之义,而使得这一计策显得颇为周到、合理,易于被诸侯所接受,从而易于实行罢了。总之,在中央反对地方分裂主义的斗争中,贾谊、晁错和主父偃都站在了申商、申韩的立场上,以维护中央集权和皇帝的统治。

与贾谊、晁错、主父偃的新法家立场相对,各诸侯王一般选择黄老道家的立场,他们借助道家“清静无为”的主旨以反对皇帝对中央集权和郡县制度的推进,其目的在于维护封建制和作为诸侯的权利。换一句话说,“无为”在较大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了维护封建制度和诸侯王利益的意识形态工具。淮南王刘安在此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景帝时期,淮南王刘安召集门客编写了一部叫《淮南子》的书,这部书后来献给了武帝。在开始,武帝非常喜欢这部书,《汉书·淮南王传》曰“上爱秘之”,但是日久天长,其中的用意终究暴露了出来。这部书虽然杂糅诸家思想,但其中有三点政治意图是很明确的。其一,《淮南子》反复强调“无为”之旨,认为“无为”是“圣人”“人主”的本质内涵。《淮南子·原道》曰:“无为为之而合于道,无为言之而通乎德。”又曰:“是故达于道者,反于清静;究于物者,终于无为。”《淮南子·诠言》曰:“无为者,道之体也;执后者,道之容也。”刘安以“无为”为道家宗旨,而他为何要强调这一宗旨呢?很显然,它是针对“天子”(皇帝)来说的,告诉天子应当以“无为”来治理天下:不要企图强化中央集权,而应任由封建诸侯的发展,至少应当保证诸侯国的现状和诸侯王的既得利益。《淮南子·主术》曰:“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此处的“人主”从下文看是指“天子”,而刘安的用心(他为何要撰写《淮南子》并献给汉武帝)于此暴露出来。其二,《淮南子》的论述都是建立在诸侯制或封建制的基础上的,这即是说,刘安不但认为诸侯制度(封建制度)是合理的,而且是非常理想的。《淮南子·览冥》曰:“逮至当今之时,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近者献其智,远者怀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宾服,春秋冬夏皆献其贡职,天下混而为一,子孙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其中的“天子”是建立在封建制上的“天子”,天下之大宗。《淮南子·修务》曰:“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也;圣人践位者,非以逸乐其身也。……绝国殊俗、僻远幽间之处,不能被德承泽,故立诸侯以教诲之。”这是借上古帝王、圣人的理想进一步肯定建立诸侯的必要。其三,《淮南子》屡次批评历史上那些维护中央集权、强调“天下统一”的学派,尤其是申商、申韩和纵横家。《淮南子·览冥》曰:“今若夫申、韩、商鞅之为治也,挬拔其根,芜弃其本,而不穷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凿五刑,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争于锥刀之末,斩艾百姓,殚尽太半,而忻忻然常自以为治,是犹抱薪而救火,凿窦而出水。”《淮南子·泰族》曰:“张仪、苏秦家无常居,身无定君,约从(纵)衡之事,为倾覆之谋,浊乱天下,挠滑诸侯,使百姓不遑启居,或从或横,或合众弱,或辅富强,此异行而归于丑者也。”很显然,刘安的批评是有针对性的,这一点联系中央集权与诸侯封建制的矛盾和斗争即可能看得很清楚。可惜,刘安自始至终站在封建诸侯的立场上说话,不能明了历史发展的大势,不知道中央集权制、郡县制乃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仍然在那里作无谓的聒噪,一厢情愿地暗中呼吁皇帝维护过时的封建制度。这样,等待他的命运就可想而知,而刘安后来果然走上了谋逆和对抗中央政府的道路。事败,他只能被迫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