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与五德终始说

五德终始说亦为《吕氏春秋》的天道观之一。以从所不胜为原理的五德终始说,出自邹衍。邹子此说随后成为战国晚期至秦汉时期的重要历史哲学观念,在论证新朝受命取代前朝的合法性上产生了巨大作用。《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曰: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天为者时,而不农助于下。

《应同》,一名《召类》。《应同》的五德终始之说源自邹子,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又与邹子说不尽相同。《淮南子·齐俗》许《注》引《邹子》曰:“五德之次,从所不胜,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26) 《文选》沈休文《安陆昭王碑文》注引《邹子》亦曰:“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据此,邹衍五德终始说从虞舜起算,而未及黄帝。这是合理的,虞、夏、商、周四代相连。而且,这种起算法也与邹子由儒入于阴阳,且又归止于“仁义节俭”(《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思想历程相合。战国晚期,黄学兴起,黄帝逐渐演变为上古圣人的共同祖先,于是燕齐方怪之士传邹衍之术者遂将“虞舜”改为“黄帝”,这可以参看《吕览·应同》和《史记·封禅书》《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等书篇。(27)

《吕氏春秋·应同》以从所不胜为五德终始说的基本原理,但是此篇的第一个要义在于阐明“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在邹衍看来,五德终始是一循环且必然的客观历史命运,但是如何判断五德转移的历史时机,即如何判断帝王的将兴和天命的更革?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应同》认为,天命转移的信息会在“祯祥”“符应”上首先显现出来。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即据此判断“土气胜”,于是依土德而行改制之事;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即据其判断“木气胜”,于是依木德而行改制之事;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即据其判断“金气胜”,于是依金德而行改制之事;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即据其判断“火气生”,于是依火德而行改制之事。依五德终始说,水代火,是周后一代天命转移的客观必然逻辑。(www.xing528.com)

《应同》的第二个要义在于判断出现“水气胜”的历史时机。《应同》曰“天且先见水气胜”,这就要求帝王根据相应的祯祥、符瑞而真实地判断“水气胜”出现的历史时机。“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这是说,历史的大转折时机即将来临,人君、帝王即应对此保持高度的警觉和紧张。当然,这些说法也可以看作《应同》的作者(也可以看作是吕不韦本人)对秦王发出了十分严肃的警告,欲其自觉认识到“水气”的来临,应当应水德之运而为帝王(28) ;否则,水气来至,人君却毫不知觉,不能匹应天道,乃至错过了天数(水德)的历史之运(数备则过),天命就会转移到土德上了。后来,秦始皇采纳齐人奏书,“推终始五德之传”,而意识到“方今水德之始”。(29) 而这里所谓齐人所说,实际上与《吕览·应同篇》相同。不过,秦始皇之所以采纳齐人所说,乃因为吕不韦为罪臣,《吕氏春秋》即在弃置不用之列。另外,《史记·封禅书》所记“或曰‘黄帝得土德’”云云,与《吕氏春秋·应同》所说大同小异。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对西汉论证王朝的合法性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汉初到武帝时期,官方和学者都很重视五德终始说,但是在认识上充满了斗争。大抵说来,西汉的五德终始说大抵经历了三个时期,分别为高祖、文帝和武帝时期。(1) 高祖初起,先以自己为赤帝子,而以秦为白帝子,故色上赤。火赤金白,火胜金,因此刘邦认为汉得火德。事见《史记·高祖本纪》和《史记·封禅书》。(30) 但刘邦的这一说法乃即时“起兴”的结果,实际上跟当时流行的成系统的邹衍五德终始说理论不合。高祖二年(前205),刘邦和张苍等人又以为汉得水德(31) ,这一次是以邹衍说为主要依据再作判断的结果。(2) 文帝时期,贾谊与张苍(32) 、公孙臣与张苍先后两次就汉得何德发生争论,其中后一次的争论较大,参看《史记》中《孝文本纪》《历书》《封禅书》《张丞相列传》和《屈原贾生列传》。文帝十二年(前168),鲁人公孙臣上书,认为秦既然得水德,那么根据五德终始说汉即应当得土德,“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并预言“土德之应黄龙见”(33) 。但此说遭到了张苍的反对。文帝十五年(前165),“黄龙见成纪”(34) ,文帝重新起用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35) ,而张苍自黜(36) 。但实际上,由于新垣平等人作乱,土德说在当时并没有真正实行下来。(3) 武帝时期,“招致儒术之士,令共定仪”(37) ,有人议论太古瑞应定制之事,再加上武帝本人迷信黄帝传说,于是下诏改制,从土德。《史记·礼书》曰:“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太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云。”《史记·封禅书》曰:“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为太初元年。”太初元年(前104)之后,西汉实行土德。

此外,刘向、刘歆父子将德运说的原理从相胜改为相生次序,认为汉得火德,在理论上作了重大改变。据《汉书·律历志》,刘向、刘歆的具体说法是这样的:太昊(伏羲氏)木德,炎帝(神农氏)火德,黄帝(轩辕氏)土德,少昊(金天氏)金德,颛顼(高阳氏)水德;帝喾(高辛氏)木德,唐尧火德,虞舜土德,夏禹金德,商汤水德,周文木德,汉高祖火德。《汉书·律历志》还认为自秦昭王至秦二世皇帝不过是“秦伯”,而王莽则“盗袭帝位”、窃号“新室”而已,认为他们既没有受命也非天子。(38) 而汉得火德之说,直到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年(26)才得以真正颁布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