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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通史.秦汉卷-天道观与圜道观

时间:2023-11-2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天道观则见于《季春纪·圜道》《十二纪》各篇和《有始览·应同》,属于阴阳家哲学。前者提出了“太一即道”的新观念,后者则分别以圜道观、物类关联思维和五德终始说为主要内容。其中《圜道》的圜道观可以直接纳入《十二纪》的思想系统中。先看《太乐》“太一即道”的本体论。再看《季春纪·圜道》的圜道观。

中国哲学通史.秦汉卷-天道观与圜道观

1. 《仲夏纪·太乐》的本体论和《季春纪·圜道》的圜道观

吕氏春秋》的本体论见之于《仲夏纪·太乐》篇,为道家哲学天道观则见于《季春纪·圜道》《十二纪》各篇和《有始览·应同》,属于阴阳家哲学。前者提出了“太一即道”的新观念,后者则分别以圜道观、物类关联思维和五德终始说为主要内容。其中《圜道》的圜道观可以直接纳入《十二纪》的思想系统中。在《十二纪·序意》中,吕不韦认为天地的大圜、大矩之道是君主应当取法的对象,而《十二纪》就是以大圜、大矩之道为其论说根据的。而《应同》的五德终始说则属于当时流行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

先看《太乐》“太一即道”的本体论。《仲夏纪·太乐》的本意是阐述音乐之所从来及所以和调天下、国家的重大问题,但是其中包含了非常重要的哲学思想。《太乐篇》认为音乐在本质上是一种“度量”(“数”)的和谐,它“本于太一”。“太一”是最高的本体,它既是“度量”的本源,也是“度量”的高度统一。从生成论来看,“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的变化既能成就亦能毁灭万物,《太乐》说“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也是此意。总之,天地、阴阳、日月星辰和四时万物都是由“太一”造生出来的。

“太一出两仪”的说法,大致综合了《易·系辞》“太极生两仪”和楚竹书《太一生水》的思想。据高诱《注》“两仪,天地也”,可知“太一出两仪”还融合了天地合气而生物的思想。“天地”对“万物”而言,是万物所由生的仪则。“阴阳”即阴阳之气,具体事物的流形成体即是由此二气的离合所导致的。不但如此,《太乐》篇还认为“太一”即是“道”,并论述了“道”的本体特性。是篇曰:

道也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有知不见之见、不闻之闻、无状之状者,则几于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

本体之“道”,不可见,不可闻,不可名状,是一超越的存在。此种阐述,本自通行本《老子》第十四章,《太乐》作了继承。而这种“不可为形,不可为名”的“至精”之“道”,《太乐》云“强为之谓之太一”,这即是说“太一”乃本体之道的“强名”。通行本《老子》第三十九章所反复阐述的“一”与此“太一”虽然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是“太一”一名当系直接继承楚竹书《太一生水》篇的结果。在《太一生水》中,“太一”是终极始源,在篇中居于中心位置,由它依次生成了水→天地→神明→阴阳→四时→热→湿燥→岁,“成岁而止”是其目的。“太一”又是万物的本体,竹书《太一生水》曰:“是故太一藏于水,行于时。周而又【始,以己为】万物母;一缺一盈,以己为万物经。”

再看《季春纪·圜道》的圜道观。《圜道》曰:

天道圜,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说天道之圜也?精气一上一下,圜周复杂(匝),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圜。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主执圜,臣处方,方圜不易,其国乃昌。

《说文·囗部》曰:“圜,天体也。”同部曰:“,规也。”同部曰:“圆,圜全也。”“圜”字段玉裁《注》曰:“圜,环也……许言天体,亦谓其体一气循环,无终无始,非谓其形浑圜也……依许则言天当作圜,言平当作,言浑圆当作圆。”(12) 据许书及段《注》,圜、、圆三字义有分别,“圜”不等于“圆”。《管子·君臣》“主劳者方,主制者圆”,《淮南子·主术》“主道员者,运转而无端,化育如神”,按照许氏用字,“圆”或“员”都应当读作“圜”。“天地”由“太一”生出,天道(天所包含的原则)曰圜,“圜”者谓天体一气循环,无终无始,所谓“精气一上一下,圜周复杂(匝),无所稽留”是也;地道(地所包含的原则)曰方,“方”谓具体的准则和义理,乃万物得以裁成的根据,所谓“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是也。

《圜道》进一步认为“天道圜,地道方”是圣王“所以立上下”的根据,这就将“圜”“方”之道看作政治活动的基本依据,从而上升到了政治哲学的高度。由“所以立上下”,《圜道》曰:“主执圜,臣处方,方圜不易,其国乃昌。”简言之,主道效法天道之圜,在政治活动中应当把握基本原理,从而达到贯通、无所偏滞的地步;臣道效法地道之方,在政治活动中各自要谨守其分职,而不能相兼相为,超出各自官职的范围。这种“方圜不易”的观念与古人君臣定位不移的思想相一致,同时间接地反映了在战国中晚期君主地位急剧上升的政治现实。当然,这种将人间的君臣之道放之于宇宙间的天地之道来做论证的方法,在古书中习见,对于古人来说也是十分有效的。

对于所谓“圜道”,《圜道》还有很具体的论述。今引述如下,但不再做讨论:

日夜一周,圜道也。月躔二十八宿,轸与角属,圜道也。精行四时,一上一下,各与遇,圜道也。物动则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藏,圜道也。云气西行云云然,冬夏不辍,水泉东流,日夜不休,上不竭,下不满,小为大,重为轻,圜道也。黄帝曰:“帝无常处也,有处者,乃无处也。”以言不刑(形)蹇(),圜道也。人之窍九,一有所居则八虚,八虚甚久,则身毙,故唯而听唯止,听而视听止。以言说一,一不欲留,留运为败,圜道也。一也者至贵,莫知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而万物以为宗。圣王法之,以令﹤全﹥其性,以定其正,以出号令。令出于主口,官职受而行之,日夜不休,宣通下究,瀸于民心,遂于四方,还周复归,至于主所,圜道也。令圜则可不可、善不善无所壅矣,无所壅者,主道通也。

2. 《十二纪》的物类关联思维与依时行政的思想

《吕氏春秋·十二纪》与《圜道》有密切的思想关系,吕不韦本人已指明。《序意》曰:

维秦八(六)年,岁在涒滩,秋甲(庚)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三者咸当,无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数)也。行【其】数,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三者皆私设精,则智无由公。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隆,以日倪而西望知之。

所谓“大圜在上,大矩在下”,即是《圜道》“天道圜,地道方”之意。所谓“汝能法之,为民父母”,即是《圜道》“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之意。据良人与吕不韦的问答来看,《圜道》的“法天地”观念正是《十二纪》立说的依据。需要指出的是,“法天地”的观念虽然见于《老子》第二十五章,但不必以为道家所专有,这一基本原理可以为阴阳家等所共有。由圜方之道天有顺、生的特性,地有固、宁的特性;人居天地之间,戴大圜而履大方,则有信从之德。吕不韦认为,“三者咸当”则人君可以无为而行矣。从目的来看,《十二纪》是为了阐明“所以纪治乱存亡”“所以知寿夭吉凶”的政治哲学和生命哲学。

《十二纪》与十二月对应,依春夏秋冬四时(每一时又分孟、仲、季三月)排列,这是一种自然时间顺序。通观各纪的内容,其基本结构相同,今引《孟春纪》为例稍作说明。《孟春纪》曰: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候雁北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斋,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乃赏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无有不当。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忒,无失经纪,以初为常。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于保介之御御间,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大夫九推。反,执爵于太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

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繁动。王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径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www.xing528.com)

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麛无卵,无聚大众,无置城郭,揜骼霾髊。

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以从我始,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

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霜雪大挚,首种不入。

从总体上来看,《吕览·孟春纪》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了孟春之月的天文、神灵、物候和天子在明堂之所居、车驾、服色、食物等内容,第二部分叙述了与此月相匹应的天子之政的具体内容。第一部分所述物类现象非常繁杂,它们是由天道运行到是月(孟春之月)时所生展出来的。而这些繁杂的物类之间均依据五行的思维方式被关联起来。第二部分文字无疑体现了“人应天道”和“依时行政”的思想:当孟春之月,天子、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太史、田官、乐正等各有其政事,皆依时而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二部分文字直接点明了“依时行政”的理论根据,所谓“盛德在木”是也。根据《十二纪》各篇所述,天道的运行当春时三月,皆值木德盛行;当夏时三月,皆值火德盛行;当秋时三月,皆值金德盛行;当冬时三月,皆值水德盛行。唯土德例外,《吕氏春秋》将其附于《季夏纪》末叙述。而为何土德要附于《季夏纪》之末,而未放于任何具体一时之中呢?孔颖达、萧衍、班固已作说明(13) ,其理由无非有二:土王四季,和土居五行之中。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吕氏春秋》中,五德之运包括两个次级法则:其一,即《十二纪》所说木德、火德、土德、金德、水德在四时的更王,它们遵循相生之序,属于自然哲学的范围;其二,即《应同篇》所云决定朝代更替、兴亡的五德转移说,在此五德遵循相胜(从所不胜)次序,属于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范畴。五德之运的这两个次级法都属于阴阳家的思想,但是各自所依据的五行原理是不同的。

孟春之月,王政有其禁令,“不可以称兵”。这一点很容易理解,春天正是万物滋生,农事播殖五谷之时,故高诱《注》曰:“春当行仁,非兴兵征伐时也。”如若举兵征伐,那么就会破坏农事,导致饥荒,即所谓“称兵必有天殃”是也。除了月有禁令之外,如果天子(或人君)在是月行夏令、秋令或冬令,即政与时不合,这会带来严重的自然灾乱。这是一种变相的天人感应之说。毫无疑问,阴阳家是“天人感应”说的提倡者和支持者。在汉代,阴阳家是天人感应说形成学术风气社会风气的前导者。

《十二纪》以五行之德关联的四时物类系统,今引述如下,以见大略: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夹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始雨水,桃李华,苍庚鸣,鹰化为鸠。天子居青阳太庙,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14)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牵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桐始华,田鼠化为鴽,虹始见,萍始生。天子居青阳右个,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15)

孟夏之月,日在毕,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征,律中仲吕。其数七,其性礼,其事视,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蝼蝈鸣,丘蚓出,王菩生,苦菜秀。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辂,驾赤駵,载赤旗,衣赤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其器高以觕。(16)

仲夏之月,日在东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征,律中蕤宾,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小暑至,螳蜋生,始鸣,反舌无声。天子居明堂太庙,乘朱辂,驾赤駵,载赤旗,衣朱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其器高以觕,养壮狡。(17)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心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征,律中林钟,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凉风始至,蟋蟀居宇,鹰乃学习,腐草化为蚈。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辂,驾赤駵,载赤旗,衣朱衣,服赤玉,食菽与雉,其器高以觕。……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其虫倮。其音宫,律中黄钟之宫,其数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溜,祭先心。天子居太庙太室,乘大辂,驾黄駵,载黄旗,衣黄衣,服黄玉,食稷与牛,其器圜以揜。(18)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斗中,旦毕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夷则,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鸟,始用行戮。天子居总章左个,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19)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觜嶲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南吕,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凉风生,候雁来,玄鸟归,群鸟养羞。天子居总章太庙,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20)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虚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无射,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候雁来宾,爵入大水为蛤,菊有黄华,豺则祭兽戮禽。天子居总章右个,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21)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律中应钟,其数六。其味咸,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肾。水始冰,地始冻,雉入大水为蜃,虹藏不见。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辂,驾铁骊,载玄旗,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其器宏以弇。(22)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东壁中,旦轸中。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律中黄钟,其数六。其味咸,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肾。冰益壮,地始坼,鹖不鸣,虎始交。天子居玄堂太庙,乘玄辂,驾铁骊,载玄旗,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其器宏以弇。命有司曰:“土事无作,无发盖藏,无起大众,以固而闭。”发盖藏,起大众,地气且泄,是谓发天地之房,诸蛰则死,民多疾疫,又随以丧,命之曰畅月。(23)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娄中,旦氐中。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律中大吕,其数六。其味咸,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肾。雁北乡,鹊始巢,雉雊鸡乳。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辂,驾铁骊,载玄旗,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其器宏以弇。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征鸟厉疾乃毕。行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祇。(24)

从《史记》来看,“谈天衍”(邹衍别号)的天道观主要包括大小九州说、五德终始说和阴阳主运说。关于阴阳主运说,《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邹衍如燕,为燕昭王师,作《主运》。《史记·封禅书》曰:“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如淳《注》:‘今其书有《五德终始》。五德各以所胜为行。’)……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如淳《注》:‘今其书有《主运》。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据如淳《注》,邹子《五德终始》与《主运》所使用的五行原理不同,前者从所不胜,后者以相生为说。所谓“五行相次转用事”,即是“比相生”之意,而“随方面为服”直接证明了《主运》使用的是五行相生次序。五德终始说所论朝代更替受命的合法性,属于历史哲学,与“方面”无关。简言之,阴阳主运说与五德终始说大异,前者当与《吕氏春秋·十二纪》的内容一致。这也即是说,《十二纪》在内容上受到了邹子阴阳主运说及齐学的深刻影响。

最后,从观念溯源来看,《吕氏春秋·十二纪》的思想起源甚早。《尚书·洪范》第八畴有所谓“休征”“咎征”之说,其中的天人相征可以看作《十二纪》在思想上的上古源头。不过,从阴阳家的具体发展来看,《管子·四时》(还有《五行》《幼官》两篇)的“依时寄政”说正是《吕氏春秋·十二纪》的直接思想源头。而《十二纪》的阴阳家说对于秦汉的道家、儒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比如《礼记·月令》和《淮南子·时则》就直接承袭了《十二纪》的内容(25) ,而董仲舒的思想受到阴阳家思想的严重浸染,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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