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及的反思意识、开放精神和民主决策作风是课程共有价值观的不可或缺的成分。此外，它还具有超越的品性，即不仅以剔除集权型与分权型课程政策价值观的各自弊端井吸取二者所长为己任，而且还内含着对未来的追求和向可能性空间的探索。而所谓“超越”，既是对原有价值观的否定，也是根据时代的条件和要求对原有价值观作更为科学的规范乃至于重新建构。
超越性是与统一性、适应性相对的，它指的是课程政策价值观的先行性、先导性、理想性品质。超越性意味着课程政策从此不再在集权与分权、收权与放权两极之间的徘徊，而是以其内在性的品质为依据，按照自我的逻辑编织一种走在社会、时代前列的，对课程的改革与发展起导向作用的先锋性政策，是一种不为现实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所迷惑的探索性政策，从而使人类的课程政策行为具有更为自觉的、更为积极主动的自我更新与完善机制，课程改革与发展也将因这种超越性的课程政策而变得更加理性、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超越既是对原有课程政策价值观的超越，也是对自我的不断超越，同时又是对课程改革与发展的一种掌握，但这种掌握不是一般性的掌握，而是一种“培育”意义上的文化，因为“培育意义上的文化以对世界的‘超越性’或自我超越性的观点为前提。”（注：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61.）这种培育意义上的文化与集权型和分权型课程政策价值观所内含的“教化”、“塑造”、“同化”、“分化”等意义上的文化具有本质的区别，它以开导、启迪、升华为根本旨趣与逻辑，强调的是对与课程有关的人员的陶冶与解放。它不仅将其中的每一个个体视为政策的建构者，而且着力培养其课程政策建构的意识与能力。而且，一旦作为培育意义上的课程共有的课程政策价值观，其超越性不仅仅是其前提，而更重要的是其品质与逻辑。惟其如此，才能表现或实现它的理想。(https://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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