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捕与养殖导致海洋生物多样性减少

在近代渔业中，数不胜数的海洋哺乳动物遭捕杀，鲸及其他濒临灭绝的物种难以生存。即使在今天，一些国家仍在非法捕杀或采集海鸟、海龟及它们的卵，把珊瑚礁生态系统中可供观赏的颜色鲜艳的热带鱼变成商品。

迄今已灭绝的拉布拉多鸭、大海雀、加勒比僧海豹等物种，都是人类滥捕的牺牲品。20世纪50～60年代，每年有5万多头鲸被捕杀，捕鲸业达到顶峰。而且，捕鲸活动仍在继续。

英国及美国等曾经的捕鲸大国现已成为鲸类保护的拥护者，它们指责挪威、日本、俄罗斯、冰岛等捕鲸的后起者以及素有鲸饮食文化的国家，稍欠说服力。当然，在反对捕鲸的国家中，以鲸类保护为目的的应不在少数。有学者指出，应该保护蓝鲸、长须鲸等濒危物种，而对于小须鲸等小型种，当其资源量恢复到能进行渔业开发时，人类可正常开发，说是如果放任小须鲸数量过度增加，蓝鲸等大型须鲸的数量可能将永远无法恢复。

人类造成的环境变化给动物的生存投下了阴影。由于有毒污染物在体内组织中蓄积，有些鲸的生殖器发生畸变，这种异常可在种群中蔓延。赤潮不仅对鲸产生毒害，也大大减少了其饵料鱼类的资源量。其繁育地也遭到破坏。随着货船及客船数量日益增加，甚至发生过船只冲入鲸群的事件。

19世纪末欧洲拖网渔业技术得到很大发展，渔船的续航里程增加，渔获物可利用格陵兰海域的自然冰进行冷藏。以北海为中心的亚寒带海域的鲱鱼、鳕鱼的渔获量激增。渔业技术飞速发展，滥捕造成渔业资源减少，欧洲各国为争夺有限的渔业资源，引发了严重的国际政治问题。捕捞并销售本来属于人类共有生物资源的活动成为产业，助长了对投资机会及优先开发权的竞争。渔业技术的进步及规模扩大进一步导致了过度捕捞及资源枯竭，陷入了渔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失衡的两难境地。在其他行业，人们可以寻求更高效的生产方法应对需求扩大，但这一策略明显不适用于渔业。

如今，人类正遭受渔业资源崩溃的惩罚。受影响最大的是北美东北部的海底渔场，那里的鳕鱼如黑线鳕的渔获量从1970年到1992年下降了67%。曾为加利福尼亚带来财富的沙丁鱼渔业在20世纪40年代初消亡，1972年前后秘鲁海域鳀鱼的渔获量下降了80%。20世纪90年代起，白令海大比目鱼，太平洋及大西洋的北方蓝鳍金枪鱼、剑鱼的资源也枯竭了，加利福尼亚的白鲍鱼濒临灭绝，太平洋沿岸鲑科的某些种、热带的砗磲、黑海的鲟鱼等，也面临资源枯竭的危险［3］。

海洋经济鱼类中受威胁最大的是体形大且较寿命长的北方蓝鳍金枪鱼、剑鱼及橘棘鲷。它们成熟需要多年，许多在繁殖前就被捕杀，每年卵的孵化数都在减少，幸存下来的个体有早熟倾向，平均体长逐渐变小。食物链上层的大型肉食性鱼类的减少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较大。由于大型肉食性鱼类减少，捕捞对象转移到食物链下层的小型鱼类、乌贼等，这些大型鱼类的饵料生物被捕获后，大型肉食性鱼类的资源量进一步下降。而且，大型鱼类的幼鱼尚未能长到性成熟的大小就被捕获。由于人类的滥捕，世界上所有的沿岸漂泳区生态系统都较为脆弱，有学者指出沿岸区域面临被水母、樽海鞘及体形更小的生物占领的危机，而这些生物往往经济价值有限［4］。

人类活动甚至能造成鱼类灭绝。因此，正视现实，让渔获量保持在与海洋的供给能力相平衡的水平，是人类共同的课题。

令人遗憾的是无论在哪一国家，水产学都是与生物海洋学相分离的，人们认为渔业对象是独立的生物资源，并不是海洋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如今的世界渔业资源量已面临崩溃。不重视自然及生物多样性的水产科学家显然是无法挽救水产资源的。

当季的海鲜味道鲜美，沿岸渔业的渔获量是有季节性的。政府部门及渔业协会对渔业进行管理与指导，在资源量下降或有下降风险时暂时休渔。随着冷冻及冷藏技术的发展，消费者可在一年四季都能购买到想要的种类。在监管不完善的地方，人们为了维持生计或受利益的驱使，不顾资源量的下降，依然滥捕。

大多数沿海国家都在近海捕鱼，而仅有少数几个国家进行公海的远洋渔业，市场规模很大。远洋渔业的捕鱼范围广阔，渔船配备了高性能的捕捞装备并具备先进的捕捞技术。比如北太平洋的拖网渔船每船可捕获10万～30万吨。现代渔船凭借大型渔具捕鱼，宛如漂浮于海面上的工厂。

照片12 20世纪60年代北太平洋拖网渔船上堆积的比目鱼(www.xing528.com)

这些渔船采用有几千根钓鱼钩和长达150千米的延绳钓，或能装进十几辆喷气式飞机的拖网，或长达70千米的大型流刺网进行捕鱼作业，对渔业资源产生巨大的压力。据推算，每年的渔获量达到一些鱼类全部个体数的80%～90%。近年，公海捕鱼已成为监察对象，但按目前的状况，资源量很难恢复到原有状态［5］。

世界上每年被捕获的鱼有几千种，沙丁鱼、鲹鱼、鲱鱼等200种市场常见种的渔获量占总渔获量的90%，而其中6种的供应量约占总供应量的25%。过多的渔船数量与过高的渔具性能造成渔获量过大。残存的鱼类资源仅够维持其自身的再生产，所以渔获量在20世纪60～80年代急剧增加后趋于停滞，随后的90年代，渔船数量进一步增加，但渔获量反而减少（参照图3）。一直进行渔业统计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出警告，在世界渔业捕捞对象中，约50%的资源已枯竭，另有20%及更多的物种被过度捕捞或者资源趋于枯竭。美国国家海洋渔业局（NMFS）的报告认为，在所监测的捕捞对象中，约80%的鱼种被滥捕，甚至渔获量已接近其资源量，其中包括大西洋及墨西哥湾的重要鱼种［6］。

生物资源理论认为，如果将渔获量控制在一定水平以下，所有的渔业资源是可持续利用的，即具有最大可持续渔获量（MSY），包括环境专家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必须进一步减少目前的渔获量才能达到可持续利用。渔业资源量可分为“滥捕的渔获量”“MSY100%的渔获量”“低于MSY100%的渔获量”等级别，这对我们如何看待海洋生物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利用率“不足100%”到底指什么呢？难道海洋中鱼类的存在仅仅是为了被人类利用吗？［7］

在以某一种鱼为对象的远洋捕捞中，渔具若不具有筛选功能，所捕获的非目标物种的数量往往比捕捞对象的数量还多。比如沿岸区域的虾拖网渔业正是如此，在这些非目标物种中混杂着虾类，甚至还有受法律保护的海洋哺乳类、海鸟及海龟。在低纬度区域进行捕虾的渔获物中，往往有70%是杂鱼等非目标物种。

一部分杂鱼被制成鱼粉，其他的则死后被丢弃。要调查这种捕捞行为对海洋生物种群及生态系统的影响是非常困难的。在联合国全体会议通过了相关决议之后，流刺网在许多渔场被禁止使用。然而，流刺网安放距离一度长达几千米，对几乎所有海洋生物进行无差别的捕捞。因意外事故而脱离渔船、难以收回的渔网残片也称作“鬼网”，每天都在危害着大洋中的生物，至今可能依然漂在海洋中。

捕捞对象的改变间接对生态系统产生重大的影响。大型肉食性鱼类常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着调节物种多样性的功能，例如栖息于珊瑚礁附近的肉食性鲽科鱼类因滥捕而减少，人们将捕捞对象转向绚鹦嘴鱼等小型藻食性鱼类，而这些鱼类的减少导致藻类过度生长，遮蔽了阳光，珊瑚随之减少。人类改变捕捞对象也可影响新种的加入及固有种个体数减少造成的种间作用的变化。这种变化逐渐传递所产生的级联效应改变了食物链中的物种构成，可导致物种多样性下降。遭到滥捕的生物整体的遗传多样性也因此下降［8］。

逃避监管、未经允许的非法捕鱼作业仍在继续。例如，利用炸药的冲击，使鱼昏迷后浮上来以便捕捞，即“炸鱼法”；也有向海水中投散氰化钾以活捉供生食或观赏的鱼类的方法，结果导致了鱼类的大量死亡，珊瑚等许多非目标生物成为牺牲品，栖息地的环境恶化，渔业资源量急剧减少。经济利益优先的思潮在行业中蔓延，地方渔业组织按照渔场实际情况决定渔获量的传统已经崩溃，也成为邻近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国家的重要生态问题。

随着渔业资源的衰退，许多国家为弥补市场上海捕鱼、虾类的不足而大力发展养殖业。理论上养殖业的发展能减轻渔业对自然资源的压力，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沿岸生态系统的产量。但实际上，绝大多数的养殖对象都是经济价值较高的鱼、虾类，对养活持续增加的人口帮助不大。

当然，作为一种产业，养殖业本来就应以市场需求为重。它难以摆脱环境污染的影响，且由于土地、水资源及饵料紧缺，据推测，世界养殖业年产量将徘徊在1 300万吨左右（若加上海藻养殖，总共约1 600万吨）。

受限于现有技术及方法，养殖业存在诸多问题，包括沿岸栖息地的变化、疾病的发生与蔓延、对海洋中幼鱼的捕获所造成的自然鱼苗资源的减少（养殖品种多来自人工选育，或者源于有限的几个母本，丧失了遗传多样性）、养殖群体弱化、外来物种入侵、饵料安全问题、养殖密度过大造成的污染等。在设计养殖流程、准备养殖技术及设备时，多没有考虑自然环境因素，未能选育出同时适应养殖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品种，在海水养殖中基本没有尝试适度混养。人们单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因而造成了许多问题［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