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及其影响因素

高度的凝聚力使中华民族的各民族团结和睦、荣辱与共，共同发展着东方的文明。无论是何种迁徙，其结局无非三种：或融入某一族群，或演化为新的族群，或部分消亡。大多数情况，中国的族群、民族是以融合为主要形式，且以汉民族为民族凝聚中心，以中原为地理中心实施融合。这些众多民族的融合使中原文化涡旋力不断增强，吸引着周边的民族向中心移动。

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力充分地践行着“和合”思想，并以“和合”的意识指导着民族体育的实践。“和合”意味着变通。这种文化力是一种辩证的、合理的、有效的力量。在中华民族传统哲学中太极图是一个封闭的圆，在某种程度上它制约着人的开放思维，不利于人们的积极进取，勇于创新，但是，在另一个角度上看它又促使了人们以“中和”的方式去思考问题，并有效地避免了极端的处事原则和方式。这种思维决定了中华民族体育多数内容是以太极原理的凸凹方式运行，信奉事物的相互转换，人体运动也要遵行这样的原理，避免生硬地违背自然之规律，其典型的代表是太极运动。其他的民族体育大体上或多或少地也存在着这种运行模式，修炼、竞争均具有适度的隐退特征。与之相对应，西方民族体育多以凸凸的方式运作，以直接的对抗来进行竞争，如球类项目，以及人们的健身也是以不断克服生理惰性、克服生理障碍等方式来提高机体体能。中华民族的体育文化形式为人类提供了极好的自然化生存模式，使人能够维持良好的身心水准，充分体现着对人性尊重的本质。西方体育文化虽然暂时占据全球化优势，然未必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它同样需要汲取东方文明的优秀成果。目前看来，具有水一般品质的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力大有潜力，正在发挥水滴石穿的作用，影响着人类的民族体育文化发展方向。

民族凝聚过程中其凝聚力的形成与族群、民族关系变量存在着密切关联。美国社会学家戈登在《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中提出七个变量，它们是：文化和行为的同化、社会结构的同化、婚姻的同化、身份认同的同化、意识中的族群偏见的消除、族群间歧视行为的消除、公共事物的同化。在这些变量中，依据不同地区的具体实际会发生各异的相互关系结构，在戈登的研究中发现，在族群、民族接触过程中最易产生同化的是文化的同化，其次是歧视行为很快消除，这两者变量先后出现，是其他变量的基础，最不易同化的是婚姻的同化。在中国，从历史角度上看，周边民族入主或与中原交往首先是对汉民族文化的认同，或被同化，最为显著的是元代和清代。在体育文化领域，中西民族体育的初期交流，中国人首先认同和接受的是西方的民族体育文化。国际上体育文化是最早全球化的文化现象，也是文化事务中最广泛的被各民族同化的文化。在族群、民族之间的接触过程中，起初的“成见”会随着互动的深入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消除，这是由于人们总会以自己的观点去衡量他人，只有在互动中才能改变自己的原有观念。意大利人从在中国寻找独角兽到在中国感受龙文化就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中原流行的大量民族体育活动也是在与周边民族互动时学习和移植而来，如“秋千”。当人们在认同了互动民族的文化，消除了歧视之后，其他影响民族关系的变量自然出现进一步的同化，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就是在这两个主导变量的作用下越发的强劲。更何况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凝聚力，在时间的锻造过程中又赋予了它历史的惯性，悠久的历史决然不会因开放的、广泛的社会互动而出现文化地位的动摇，即使出现一些暂时的文化失忆，在文化自觉地作用下、在民族凝聚力的推动下中华民族文化的动力也不会降低。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力也正在借助这种文化势能不断地前进。(www.xing528.com)

从上述分析得出结论是：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在民族生命力、民族创造力以及民族凝聚力的综合作用下，其自身也被铸造为具备同样属性的文化，并表现出相同的、更具特色的文化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