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保姆纵火事件：情感作为新闻工具的分析

新闻记者往往通过自己的情感劳动来处理和呈现情感，进而在设置公共领域中的情感基调（emotional tone）方面发挥主要作用^[63]。正如本章对杭州保姆纵火事件报道的情感呈现策略所做的分析显示，记者在新闻文本中对情感的运用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这起创伤（trauma）事件中，情感成为记者们最常使用的一种新闻工具（journalistic tool），帮助他们搭建起新闻叙事的结构和骨肉。结合已有文献，本节将从下列两个维度讨论情感何以能够成为可调用的新闻资源。

第一，情感为什么能在新闻中呈现？新闻客观性要求记者在报道中抑制他们自己的情感表达，但记者可以通过对引用的依赖将情感外包（outsource），搭建报道的叙事结构^[64]。在此次事件的报道中，新闻为读者呈现了家人、业主和网友等主体的情感表达，通过对他们的语言的引用和行为的描写形塑事件的情感基调，即悲伤、愤怒、愧疚和恐慌等多重情感的杂糅。除了这些外在的方式，记者还会进行无形的幕后情感劳动，比如与消息来源建立融洽关系、协商接近机会和保密，并且考虑观众的反应^[65]。例如，每日人物的记者就对林生斌跟踪采访了几个月。为了理解林生斌，记者还专门去了林生斌常去的寺庙，访问寺庙里的住持和僧人^[66]。情感是一种客观存在，尤其在涉及灾难、死亡、战争等带来创伤的事件时，记者无法控制消息来源在接受采访时的情感表达。而新闻中的情感也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一方面，情感促进了新闻故事的可理解性；另一方面，情感塑造了受众接受新闻的方式^[67]。在本章研究的这起案例中，情感驱动着大多数报道的叙事框架和逻辑，令读者不由自主地陷入新闻所营造的情感氛围中。在数字新闻的新形态下，记者需要利用新媒体的可供性来与受众建立情感联系，这种联系无法用传统的客观新闻的方式建立^[68]。

第二，新闻中的情感呈现会产生什么后果？情感是否已经成为新闻业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一般认为，新闻情感化是新闻质量下降的表现，但潘蒂（Pantti）研究的电视新闻记者很少像新闻学者那样在“有质量的新闻”与“有情感的新闻”之间作出区分。他们提出了三种论证话语：首先是“真实论证”，新闻业是世界的窗口，情感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至关重要，因此它对新闻业也至关重要；其次是“媒介论证”，相对于报纸，电视的视觉性与电视新闻的情感模式决定了它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情感媒介”；最后是“功能论证”，强调情感在新闻叙事中的重要性。电视记者们认为，新闻中的情感可以促进新闻故事的可理解性和塑造观众的观看方式^[69]。因此，情感表达是否对新闻质量构成威胁完全取决于情感如何被使用以及因何目的而使用。如果“记者能做到符合公共理性的情感卷入、将事件相关群体的情感都纳入新闻报道的考量之中、平等对待相关群体，这些都有助于新闻业达到理性、客观和不偏不倚的要求，并且这是一种重新设想的、拥有更坚实的人性和文化基础的专业主义原则”^[70]。(www.xing528.com)

保姆纵火事件本身不是一起特别复杂的案例，但媒体的持续关注令这起社会新闻逐步进入公共讨论的话语空间，悲伤、悔恨、痛苦、愤怒、仇恨等等不同类型的情感交织在媒体的报道中，充分体现了一种情感驱动（emotion-driven）的叙事特点。本章把这种情感表达的现象称为媒介化的情感，这是整个社会生活日渐媒介化的趋势在情感领域的体现。在当代社会，媒介已经成为情感表达的一种重要中介机制，这也是新闻研究的情感转向得以出现的前提条件。但这并不是说情感是新闻业中的新鲜事物，而是长期以来研究者在理性范式的主导下忽视了情感对于形塑公共领域的作用。近年来，有学者提出“情感公共领域”（emotional public sphere）的概念以作为理性公共领域的替代模式^[71]。所谓“情感公共领域”指的是情感在公开状态下的一般表现，它是日常生活情感化（emotionalization of everyday life）的体现，也是当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72]。像媒介在公共领域形成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一样，当代媒介，尤其是数字化媒介在形塑情感公共领域时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当然，承认情感已然成为公共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内容，并不是说我们就要抛弃原本在参与和讨论公共事务时被奉为圭臬的理性路径，而是要重新思考情感经验在公共空间中个体形成理性行动中表现出的性质和功能^[73]。也就是说，媒体依然是构建哈贝马斯意义上的理性公共领域的主要机制，只不过情感作为一个新的要素嵌入媒体的运作中来。报纸、电视、广播和数字媒体等不同类型的媒体呈现出不同的媒介化模式，有些形态的媒体更乐于和善于进行情感表达，渐有媒介情感化的趋势。媒体在形塑情感公共领域时，情感媒介化与媒介情感化是两种可能的实践方式，针对前者的研究已经生产出较为丰硕的成果，而后者仍是一个有待观察和研究的方向。

回到本章研究的这个案例，媒体对纵火事件的报道虽然集中而丰富，却未能形成英文文献所讨论的一个情感公共领域。西方学者讨论的情感公共领域依然是政治性的和集体性的，因此他们分析的案例往往集中在政治抗议、自然灾难、恐怖袭击等类型的事件上。纵火事件则是一次个体性的、非政治性的情感的话语建构和展演，虽然有个别媒体试图将事件引向更为政治性的一面，例如讨论高层住宅的消防问题等，但这些话题看起来更像是在新闻竞争中采取的不同报道角度而已，媒体也难以对其进行深度开掘。在一个相对有限的报道空间里，媒体所能呈现的情感只能是类似杭州保姆纵火事件、江歌事件这类事件中针对个体德行而抒发的各种情感。这当然不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情感在当代中国公共生活中的唯一面向。如果考察这些事件在互联网空间中的传播，也许我们看到的是类似于童静蓉所描述的“竞技式公共领域”（agonistic public sphere），不同的利益在话语中被争夺，社会上的矛盾在话语中被展现。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关于私人事务的情感表达，而不是关于公共事务的理性辩论^[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