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虽由保姆纵火而起，但在林家人看来，“保姆纵火更像是不可期的天灾，但灾难发生时应急机制不足，导致救援迟缓，这更接近于人祸”（8）。因此，在对逝者的哀悼之外，对事故真相的追问及问责是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这些因素使得整起事件呈现出多种情感杂糅的状态。
1.悲伤
林家五口人中的四口葬身火海，一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顿时土崩瓦解，生者则陷入无穷无尽的伤痛之中。这种情感的表达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哭泣。参与报道事件的记者们描述了不同人的哭泣，大多数来自家人。例如，在火化那天，记者描述了自己看到的林生斌的动作，“他一一抚摸妻子和三个孩子的小小灵柩，一一对他们说着离别的话，失声痛哭”（11）。这篇报道还记录了林生斌所描述的送别细节：“补完妆，我们进去最后看了他们一眼。我拿了一支笔，在他们每人手背上做了个记号，我对孩子们说，下辈子爸爸会认得你们。对老婆说，又要你一个人带三个孩子，没有我陪着。下辈子按约定好的暗号，来生还是夫妻。”（11）根据另一篇报道，他还留下了妻儿们一小块骨灰做成手链（12）。死亡事件带给当事人的创伤需要时间去抚慰。每日人物的报道记录了一个细节：“现在的他，还是会在床头放两个枕头，睡在自己习惯的那侧，盖着以前的被子。”（12）在看看新闻网的报道里，林生斌告诉记者：“晚上我都哭着入睡，早上醒来，我会再经历同样的情绪。痛苦每时每刻都掌控着我，即使我看起来很平静镇定，它却一直在那里。”记者在句末评论说：“心理的调适修复对他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4）
新闻里呈现出的悲伤，既有林家人的哭泣这样外显的行为，也有那些细节和动作透露出的无声的凄凉。例如，“林家和朱家的人每晚夜不能眠，老人在酒店里仅能躺两三个小时，醒来就立马来灵堂里坐着等待天亮，晚归的业主经过灵堂时，听到的是林生斌撕心裂肺的恸哭”（5）。对林生斌的状态的描述更能显示出这一点。在火灾发生后的40多天里，“他很少吃饭，只喝水和抽烟。两天能抽掉一整条烟。睡不着，总会熬到早上四五点钟。有时候没睡几分钟，又突然从床上跳起来，‘像在找什么东西一样’。等回过神来，自己躺下哭”（12）。2017年8月1日，林生斌在江西云居山的一座寺庙皈依。第二天，他从瀑布前跌落，沿着斜坡一直滑下30米，山涧的清水里涌出一团团红色的血渍（13）。究竟是怎么从瀑布上方跌落，是体力不支，还是一时想寻短见，林生斌也始终不肯正面回答（8）。
2.愤怒
愤怒是另外一种主要的情感类型。林家人的愤怒首先针对的是酿成惨剧的纵火者莫焕晶。虽然事件发生以来，林生斌很少谈起莫焕晶，也不愿听到她的名字（17），但他对莫焕晶的恨意却是可想而知的，多篇报道都提到了这一点。
“没想到最后这个家，竟成了冢。”林生斌猛吸一大口烟，“我永远不会谅解纵火者莫焕晶。”（14）
当他提到在庭审时见到保姆莫焕晶的时候，他攥紧拳头表达着自己当时的感受：“恨，想不到第二个词。”“她平时不怎么爱说话，表现还好，我老婆对她也好，平时会给她买一些书啊、衣服啊。”林生斌在说起案发前对保姆莫焕晶的印象时全身发抖。（15）
林生斌恨莫焕晶，就在几个月前，还想当面问一句为什么，可现在，他对这个名字，连听都不想听到。（10）
“我对她只有恨。”莫焕晶8月曾在看守所给他写过一封道歉信，他不想看，也不会看。“上面的每个字都像刀子一样。我不想听到她的任何一个字。”（17）
恨意如此之深，以致他的情绪终于在2018年2月1日的庭审中爆发了。(www.xing528.com)
当时，公诉人正在法庭出示第四组证人证言。这份证言来自参与救援的医务人员。他在证言中讲述了被困的林生斌家人的状态，用到包括诸如“面部焦黑、瞳孔放大”等词汇。林生斌先是低头抽泣，然后失声痛哭。他的双手捂在脸上，眼泪不停地掉了下来。一旁的律师将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劝慰。公诉人继续出示证言，他提到林生斌的小儿子林青潼起初心电图是一条直线，在做了5分钟心肺复苏后开始有了心率。这时，林生斌拿起律师旁边的黑色保温杯砸向莫焕晶，因为位置偏差，砸到了法警的脸上。他又抓起东西，但是被法警制止。（17）
在此之前，林生斌一直表现得非常克制和冷静。根据《三联生活周刊》的描述，“即使是在家破人亡的第一个月，面对来访者，他依然是彬彬有礼地点着头，即使当他的哥哥、父母在灵堂里和物业或公安交涉出现激烈冲突，他仍然是不紧不慢地、一句一句地回应着。自出事后，几乎每天都有媒体来找他。尽管每一次讲述都是撕裂伤疤上刚刚缝起的线，他还是礼貌地回复媒体的询问”。但这一次，他再没能控制住情绪，将保温杯砸向被告莫焕晶，误伤法警。2018年2月9日，林生斌再次出庭听取审判，“他仍一袭黑衣，稳住情绪，沉默地坐在公诉人的席位上”（18）。
林家人的另一个愤怒对象是绿城。“除了希望法庭重判莫焕晶，支撑林生斌的另一个动力就是调查真相。他等待消防部门的事故调查，等待绿城的道歉，但等待的结果总是空。”“朱小贞的哥哥朱庆丰说，火灾发生几个月以来，绿城从未主动看望家属，连追悼会也没有说一句温暖的话，没有送一束悼念的花。”（13）林生斌在接受封面新闻的采访时说：“在政府答记者问之后，绿城就再也没联系过我，这几个月，一次主动联系都没有。甚至最后的追思会，绿城也没来一个代表，虽然我早想到了这样的结果，但还是感到绝望。”（10）
林生斌的第三个愤怒对象是莫焕晶的第一位辩护律师党琳山。2017年12月21日，第一次开庭不到半个小时，党琳山提出管辖权异议遭到审判长拒绝，随即当场退庭。杭州中院宣布休庭，称本案将延期审理。“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变故，林生斌突然表现的非常激动和愤怒，他突然间站起来，挥舞着手臂，大声吼着‘怎么会这样？我不服！’以此来表达着对对方辩护律师的不满。”（15）庭审中止后，“林生斌在蓝色钱江门口开了一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他说，被告人莫焕晶的辩护律师党琳山在庭审中中途离席，很不负责任”（13）。
3.愧疚
《南方周末》的报道用《蓝色钱江纵火案，一场或可避免的悲剧》的标题，试图从高层住宅消防的角度分析这起事件。如果设施得当、救护得力，悲剧“或可避免”（6）。因此，“林生斌对于大火时自己不在场，有着深深的愧疚与自责。他总觉得如果自己也在，很可能老婆、孩子就不会这样惨。至亲的人在惊恐中的最后几个小时究竟是怎样度过的，林生斌想起来就如剜心般疼痛”（14）。《新京报》的报道直接将“愧疚”作为报道的一个小标题放在文内，概括了三层愧疚：一是林生斌对没能在灾难发生时陪在家人身边产生的愧疚；二是林生斌对结婚时没能拍成结婚照，如今已无法弥补的愧疚；还有一层愧疚的主体是纵火者莫焕晶，她在会见辩护律师党琳山时，第一次落泪并心里有愧，“‘活着出庭，不知道怎么面对朱小贞的家人；如果被判了死刑，不知道怎么面对走在我前面的朱小贞和孩子’”（9）。莫焕晶手写了一份声明，声称“因一念之差，放火导致朱小贞及三个可爱的孩子死亡，心中非常后悔，愿意接受法律的惩罚。如果判我死刑能使一切从头再来，我也愿意接受死刑”。在另一份道歉信里，她也表达了相似的后悔之意（14）。
愧疚还来自一些身在火灾现场却无能为力的人。例如朱小贞的二哥朱庆丰，“他至今脑里挥之不去的并不是在楼下碰见的保姆莫焕晶，而是千钧一发时刻的一系列阻碍，使他至今悔恨不已。‘所以我自责，如果当时咬定了他们在房间里，我拼命也要冲’”（5）。与朱庆丰类似的还有林家的邻居兼好友贺亮（化名）。他的手机显示，起火当天早晨5点08分，朱小贞曾给他拨过一通电话，但当时他睡得正香，没接到（2）。他始终为此感到懊恼，“如果当时听到了这个求救电话，说不定就能及时冲过去”（3）。
4.恐慌
火灾发生后，恐慌情绪也在蓝色钱江小区的业主间蔓延。每日人物的报道形容说，“除了悲伤，蓝色钱江小区里还弥漫着不安的情绪”，这里虽然是杭州市有名的豪宅，“但业主们察觉，原来自己拼搏多年买来的高档住宅，也难以保护自己的安全”。这篇报道还记录了一件小事。一位业主家里的保姆打算把没人要的鸭脖拿走，业主当场就把她辞退了，理由是“这说明她是一个有贪欲的人”（3）。2017年6月24日下午，三四十位业主开了个业主会，激愤地向物业抛出一个个疑团。“比如，在当天那个仓促的通报上，为何没有说出物业一系列反应的具体时间以及应急预案，小区夜间巡逻保安的人数有几个？24小时监控室在哪儿？物业人员有无防灾经验？火灾惊醒了一连串的质疑，他们突然想起来原来自己的单元楼下门堂里是没有值班保安的……”（1）在这次“6·22事件业主代表会议”上，参会业主们做了3 000多字的会议记录，细数了6月22日当天对物业安保的13项质疑（3）。
一位业主在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时说，业主群里蔓延着恐慌，“整个小区都病了”。许多人想到此事就止不住后背发凉，“就算不是保姆纵火，家里也是老弱妇孺，没有任何自我救助能力的人，——比如患老年痴呆或行动不便的老人、刚出生不久的婴儿，按这次救助的流程和速度的话，是不是结果还是只有等死？”（6）在业主微信群里，业主们不断地总结平时多做点什么才能避免悲剧，“比如孩子睡觉、洗澡不要反锁门；哪怕是晚上，也尽量开机；遇到危险，不能等待救援，要积极自救；请保姆要严格审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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