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与新闻业的纠葛：中国新闻职业话语研究成果

当代中国公共事件中的情感表达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研究者们讨论了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1]、群体性事件的情感逻辑^[2]、情感与竞技式公共领域^[3]、表演式抗争中的情感框架^[4]、维权抗争中的情感行动^[5]、网络情感动员中的文明进程^[6]等现象。这些研究多在抗争政治的理论脉络下考察情感在抗争和动员过程中的作用，契合古德温（Goodwin）、贾斯珀（Jasper）和波莱塔（Polletta）等人所倡导的对社会运动进行情感维度的研究^[7]。严格说来，这是在社会运动研究中“找回情感”的一种努力。在研究抗议的集体行为理论中，类似挫败、愤怒、疏离、失范等情感正是研究的中心。但随着集体行为理论被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理论所取代，情感也在抗议模型中消失了^[8]。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情感往往被贴上非理性的标签，不符合此后的社会运动理论所秉持的理性选择立场^[9]。不过即使在重视情感的集体行为理论里，情感也多以负面的形象出现。直到贾斯珀等人呼吁重新审视情感的作用，社会运动研究者才开始客观评价情感在运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学术史的脉络中，这种对情感的轻视与贬低由来已久，早从柏拉图开始就将理性与情感置于对立的位置，奠定了此后理性与情感的二元论^[10]。理性与情感的二元对立思想长期影响着社会科学对情感的研究，令它未能获得足够的重视。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场“情感研究的革命”席卷了众多学科，影响遍及心理学、神经科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学、政治学乃至经济学，出现了情感研究的新局面^[11]。

受这股“情感转向”（affective turn）的影响，近年来新闻研究也开始对情感在新闻业中的位置产生了兴趣。研究者们广泛关注下列议题：对新闻报道中情感性的理解^[12]、情感在获奖新闻文本中的位置^[13]、主观性与故事^[14]、报纸记者对情感劳动的参与^[15]、介绍分析新闻情感的工具^[16]、英国新闻业对情感的管理^[17]、共情（empathy）如何成为新闻工作实践中的核心资源^[18]、记者的情感生命史^[19]、媒体对变动中的情感体制的报道^[20]、抗议报道体现出的媒介化愤怒的不同类型^[21]、情感新闻与网络化公众^[22]、情感如何嵌入媒体对金融危机的报道中^[23]、在线新闻记者对情感的策略性回避（strategic avoidance）和策略性使用（strategic use）^[24]等。这些研究从不同层面揭示了情感在新闻业中的客观存在，指出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媒体将会变得更加移动化、个人化，以及更受情感的驱动^[25]。曾经被排斥的个人化的、情感性的内容已经成为新闻内容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挑战着新闻业的认识论^[26]。一些特定类型的情感则受到更多的关注，如苦难^[27]和愤怒^[28]。

实际上，情感并不是传播研究中的新话题，但以往的研究焦点却是高度选择性的。在早前的研究中，情感主义（emotionalism）总是与脱口秀和真人秀等娱乐节目联系起来^[29]。在新闻业中则局限在对小报新闻业（tabloid journalism）过度煽情的关注，任何对情感在新闻业中的角色的积极评价都很少受到关注^[30]。这种对情感的忽视甚至被认为是一个认识论的盲点，使得新闻业的一个中心特征隐而不见^[31]。情感与新闻业的关系并未得到深入研究的核心原因在于它与新闻客观性相悖。尽管客观性的概念仍有争议，但它依然被认为是专业新闻的核心特征之一^[32]。是否体现了客观性的要求则是判断新闻优劣的基本标准，客观与主观、理性与情感被对立起来。

虽然情感被新闻业的主流范式排除在外，但在新闻业的历史上也不乏将情感引入新闻实践的呼吁。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公共新闻运动便对传统新闻秉持的不带情感的客观报道立场予以强烈批评，认为这种意识让记者变得被动与消极。它们希望记者在工作时能够放进情感，这样就能带来更多的主动性。记者不应仅仅扮演不带情感的中立者，反而应该勇于投身社区的公共事务^[33]。如果说公共新闻还只是新闻业中的一股潜流，那么调查性新闻则是主流新闻业中备受珍视的一种文类，二者对情感的接纳具有不同的影响和意义。研究者称调查性新闻为“义愤填膺的新闻学”（the journalism of outrage）^[34]，意思是说一个称职的调查记者会报道他所看到的不对的事，从而引起大众义愤，并要求政府官员做出响应，再根据大众的道德感去决定大众对官员、制度建立等的期望，因此，做调查性报道的记者也被认为是“良心的监督者”（custodians of conscience）^[35]。当然，调查性报道主张以事实的力量来推动社会的进步，但并非要记者涉入事件中或是要记者投入自己的情感，将自己视为道德正义的化身。(www.xing528.com)

无论是公共新闻学，还是调查性新闻，二者都试图对主流的客观新闻报道范式有所触动，令其认可情感的积极作用，但这种努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新闻业对情感的排斥和抗拒。而新近研究则揭示出新闻业的主流范式正开始主动地吸纳情感，尤其是在数字新闻的形式下。显然，不仅传统的新闻业未能在事实上排除“情感”的参与，而且处于急剧变革中的新闻业也正在挑战对新闻业与情感关系的认知^[36]。贝克特（Beckett）和迪耶兹（Deuze）指出，当前有三个因素驱动记者使用“情感”这一工具：第一是经济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情感有助于创造一种“卷入”新闻的体验；第二是技术的，情感有助于获得消费者的注意力和延长他们的参与；第三是行为的，情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人们的行为^[37]。

除了上述提及的微观因素，新闻研究的情感转向之所以出现还应放到更大的社会脉络中理解。

其一，“新闻需要排除情感”这一说法包含诸多模糊之处。新闻中的“情感”可以包括记者本人的情感体验、事件当事人的情感表达、其他消息源的情感表达等不同层次，甚至包括能够唤起公众情感的新闻叙事方式。新闻到底需要排除哪些情感，并没有明确的说法^[38]。事实上，违反客观性原则的是记者直接在新闻报道中表达自己的好恶、态度、情感和倾向，但如果记者只是把消息来源表达的情感呈现出来，就依然符合客观性的要求。也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沃尔-乔根森（Wahl-Jorgensen）借用塔克曼（Tuchman）把客观性视为策略性仪式（strategic ritual）的说法，把情感性（emotionality）也当作一种策略性仪式。沃尔-乔根森指出，新闻记者有一个制度化和系统化的叙述情感的实践。这意味着尽管它效忠于客观性的理念，但新闻的故事讲述是非常情感化的。一方面，这种“情感性的策略性仪式”并不是号召新闻记者去表达他们自己的情感；另一方面，即使记者的情感表达被严格限制，他们依然可以通过将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外包给他人，比如故事的主人公或其他消息源，这些人被认为可以在公共空间中进行情感表达，记者可以描述他们的情感并避免自己卷入^[39]。

其二，新媒介技术带来了媒介环境的变化，进而改变了情感在新闻业中的地位。沃尔-乔根森指出，在用户生产内容的数字时代，以往被视为传统新闻业基石的事实与观点、理性信息与情感故事的区分正在被快速地颠覆^[40]，这进一步带来了认识论的转变^[41]。还有学者指出，数字时代的公民新闻带来了“新真实性”（new authenticity）的兴起，这表明一种关于真实宣称的新体系，它并不是与客观性的权威联系在一起，而是与内在于普通人的真实联系在一起^[42]。情感应该在这种“内在于普通人的真实”中扮演重要角色，个体的喜怒好恶都在成为“真实”判断的因素^[43]。由于公众的新闻消费对于新闻机构的存续至关重要，他们的偏好、兴趣通过网上的点击行为被即时地监测、获取和分析，成为新闻机构判断和选择新闻的新价值观，在公共话语中扩大了更多情感表达和个人化表达的空间。上述新闻生产和消费方式发生的变化，令情感在新闻的生产和消费中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动力^[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