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现象的出现，国际社会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召开了一系列国际峰会，这激发了大众媒体对气候问题的关注，气候变化新闻作为科学新闻的一个新兴类型而出现[25]。尽管关于气候变化是否存在以及是否构成当前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还存有争议，但大众媒体为此提供了一个话语协商的空间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不同观点得以利用媒体彼此交锋[26]。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报道领域，气候变化报道不仅反映着政府、非政府组织（NGO）、科学家围绕气候变化问题而产生的种种活动和观点，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阅读这些报道的普通公众对气候问题的了解和认知[27]。但对从事此类报道的记者来说，气候报道是一个颇有难度的领域。气候变化既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又具有相当的政治敏感度[28]。
气候报道记者是连接科学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关键中介人[29]，他们对气候变化知识的理解会直接影响此类新闻的生产。因此，为了提升报道的专业性，记者对气候变化知识的掌握是必不可少的。此前的研究已经指出，学校的正式教育和记者在职场中的非正式学习对其科学知识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30]。例如威尔逊（Wilson）就指出，气候报道记者的知识水平状况取决于他们是否是媒体的全职雇员以及对科学信源的使用，全职的环境新闻记者和以科学家为主要信源的记者通常会拥有更为正确的气候变化知识[31]。一份对北美五大湖区环境记者的问卷调查也发现，记者们主要利用采访机会来学习有关气候变化的知识。与正式的学校教育相比，记者在专业职场上的学习与其气候变化的知识正相关。如果记者能够从消息来源那里获得更多信息，那么他们的气候变化知识也相对更高。因此，记者的工作年限而非学历是影响其气候变化知识的重要因素[32]。王积龙等人对中美环境新闻记者气候报道知识习得的比较研究发现，两国环境记者在既有气候变化知识体系及其形成路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中国记者对从学校正式教育获得专业知识的主观评价更高，而美国同行则表现出更强的在非正式学习中获取气候知识的能力[33]。可能正是这种学习路径上的差异，导致两国记者在气候变化知识科学性上的差异。坦多克（Tandoc）等人的研究更是明确指出，环境记者对包括气候变暖等环境知识的获取来源并非学校。他们对美国环境记者的问卷调查发现，对相关条线的长期报道经历、隶属于一家新闻机构、对特定的科学和商业消息来源的导向性态度是影响他们感知知识的常规和组织因素[34]。
从这些对中外气候报道记者的研究来看，与正式的学校教育相比，记者们在条线体系中的具体新闻实践是更为关键的获取相关知识的渠道，比如寻找报道素材、联系消息来源并进行采访、撰写报道等过程。记者们在对专家信源的采访中学习到有关气候变化的知识，凸显了实践在知识形成中的显著作用。为了展现记者的互动型专业知识的形成过程，本章引入探讨知识学习的实践共同体（community of practice）理论展开分析。1991年，莱芙（Lave）与温格（Wenger）在《情景学习：合法的边缘性参与》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实践共同体概念。在两位作者看来，学习是一种情境性活动，它存在于合作性参与过程中而非个人的头脑中。通过对助产士、裁缝、屠夫等五个不同的行业组织人员的田野研究，莱芙和温格将刚入行的手工业学徒的学习和成长过程描述为“在实践共同体中合法的边缘性参与”。学徒必须先获得进入实践共同体的合法资格，再通过观察、聆听、陪伴、打杂、协助、尝试来学习各类技能性知识并逐渐变得熟练，从边缘性参与慢慢过渡到全面性参与，直至转变为老手[35]。温格在1998年出版的《实践共同体：学习、意义和身份》一书中对实践共同体理论进行了更为系统的阐发，将其推而广之到广泛的人类生活世界。研究关注的重点已经超越了最初的手工业学徒制，更多落在各类正式组织情境中的实践共同体之上，将其视为组织中共同学习、解决问题、生产意义的重要手段[36]。目前，实践共同体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多个领域，成为组织学习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系统性理论概念之一。
在新闻传播领域，这一概念也得到了少量的应用。在研究少数族裔媒体时，赫斯本德（Husband）借用伯基特（Burkitt）提出的分析框架对少数族裔媒体运作中的制度动力和认同政治进行了研究[37]。近十年后，又有研究者接续他的讨论，分析少数族裔媒体中的生产者如何协商和发展他们的专业认同，特别对新闻室外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如主流媒体、社会机构及所属社群[38]。俞（Yu）在她对北美韩国人媒体的研究中，又重新把焦点拉回到新闻室，讨论记者的文化认同和制度认同[39]。上述三项研究体现了很强的前后相继关系，不仅在分析框架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而且试图回答的问题也较为集中，都是把作为实践共同体的族裔媒体当作一个前提，考察记者们在实践共同体内的认同问题。对本章的分析路径具有参考意义的则是下列三项研究。韦斯（Weiss）和多明戈（Domingo）在研究新闻室内的创新过程时，引入实践共同体理论来理解创新作为一个社会过程如何嵌入记者的日常实践中，分析在线记者如何通过彼此之间的学习来获得知识。这项研究中所说的学习和知识是指当记者界定和利用新闻室内采纳的新技术时彼此之间如何互动、协商、定界。两位作者把实践共同体当作一个元理论路径（meta-theoretical approach），用来描述和理解群体如何随着实践的演化来展开传播、学习、参与和转化[40]。另外一项相关研究是两位爱沙尼亚学者基于对一个公共广播公司的民族志考察，借用实践共同体理论所提供的学习视角，对记者在日常工作中实现知晓（knowing）和在职学习（on-the-job learning）进行的研究[41]。在上述经验研究之外，梅尔策（Meltzer）和马蒂克（Martik）更进一步把记者作为实践共同体上升为理解新闻业的分析框架。以往的新闻研究中早有类似的观念，但没有明确地使用类似实践共同体的概念。实际上，新闻业满足了实践共同体的定义，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共同体，又拥有具体的实践[42]。
与上述研究不同的是，本章希望将实践共同体与新闻专业知识两种理论资源予以结合，对气候报道记者群体习得关于气候变化的专业知识的过程进行分析。温格将实践共同体定义为“一组对他们从事的某项工作具有共同关切或热情的人群，他们在定期互动中学习如何使之做得更好”[43]。在他看来，并不是任何可能称为“共同体”的事物都能够通过实践得到界定，同样，任何称为“实践”的事情也不都能够由一个明确具体的共同体特征得到界定。实践和共同体之间通过相互卷入、合作视野和共享智库三个关系维度得以连接[44]。实践共同体有三个结构性要素：定义专业知识的领域、由人员构成的共同体、成员间共同进行的实践活动[45]。这三个要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文化学习过程。本章将围绕这三个要素展开讨论，通过对13位气候报道记者和编辑的访谈资料[46]的分析，试图回答三个问题：第一，在记者们的描述中，气候报道是一个怎样的专业知识领域？第二，由气候报道记者构成的这个实践共同体是如何形成和运作的？第三，在这一实践共同体的运作中，记者们进行了何种共同的实践活动？(www.xing528.com)
表6 气候报道记者一览表
② 受访者编号由性别和序号组成。F代表女性，M代表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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