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对新闻业的认识中，知识（knowledge）是一个长期被忽略的维度。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对新闻业专业性的否定。不过依然有研究者从知识的角度来讨论新闻，主要体现为两个层面的讨论：一是把新闻作为知识的一种形态来看待；二是分析新闻业作为新闻文本的生产机构所具有的知识实践。前者从新闻文本的角度将新闻看作一种知识，后者从新闻生产的角度将新闻业视为一种具有专业知识（expertise）的行业和组织。
早在1940年，帕克（Park）就指出，新闻是最早、最基本的知识形态之一。它的功能不仅在于单纯的告知，而是指引方向，帮助每个人看清周遭世界的变化。他引入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James）对知识的两种分类——知晓性的知识（acquaintance with）和理解性的知识（knowledge about），两种知识在个人生活及社会中各有不同的功能和目的。新闻介于两种知识形态之间，并兼具两者的特点[1]。新闻比知晓性知识更正式、更系统，给人们提供超越个体经验的知识。新闻也不同于理解性知识，它更聚焦于事件而非过程，比如事件中的关系、事件的原因或意义[2]。帕克将新闻视为一种知识类型，对后世研究很有启发，不过他所处的媒介环境与当前的数字化时代有很大差异。接续帕克的讨论，尼尔森（Nielsen）认为，如今的数字新闻（digital news）具有多种知识形态。一些数字新闻形式偏向于知晓性知识，负责向用户提供超出直接经验对周遭事物的媒介化印象，不过它们现在变得更加可得和即时；另一些则更贴近理解性知识，向用户提供长篇的、解释性的、富含数据的新闻内容[3]。
上述研究实际是把新闻本身视为知识的一种形态，无论它是由传统媒体还是由数字媒体来生产。如果接受这一说法，那么生产这些新闻的新闻实践就是一种知识生产实践，新闻媒体自然也是一种知识生产机构。埃克斯特罗姆（Ekstrom）甚至认为，新闻业是当前这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知识生产机构之一[4]。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伟伟认为，“作为知识的新闻”具有双重意涵，既指新闻报道为公众提供了“知识”，也指新闻业本身就是一种“知识实践”。“前者探讨的是新闻业的规范性问题，后者则涉及新闻业的操作性和合法性问题。”[5]新闻业的操作性就涉及新闻从业者具有何种能力来从事知识生产实践。新闻实践所具有的“意会知识”或“实践知识”的特性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一批新闻室观察研究的经典文献中已经得到了很多阐述，只不过那时学者尚未从知识的角度对此加以论述。安德森（Anderson）率先将这些“后台”知识看作是新闻得以建构的专业知识，可以帮助新闻工作者获得在公共生活中与医生、律师等专业人士等同的合法性地位[6]。安德森的这一看法启发了更多学者从专业知识的视角来看待新闻业，他引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资源也被其他学者用来讨论新闻业的知识问题。这里的知识已经不同于一般知识，而是上升到专家层面，即柯林斯（Collins）所说的“专业知识”[7]。专业知识是一个涵盖知识、技能、经验和学习的交叉领域，它体现了专家解决问题的能力[8]。对专业知识和经验的研究构成了柯林斯和埃文斯（Evans）所说的第三波科学研究[9]。在2007年出版的《重新思考专业知识》一书中，他们明确地提出了专业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expertise）的概念，用以解释专家如何获得其专家地位的过程[10]。在艾亚尔（Eyal）看来，以往研究专家的专业社会学很少关注专业知识，其研究焦点放在专业的组织形式上，比如资格认证、许可和专业协会的形成等。而专业知识是更好更快地完成一项任务的能力，它是个体拥有的真正的、实质性的技能[11]。
在新闻研究中，相对于已经陷入停滞的专业社会学，专业知识社会学正在显示出丰富的理论潜力。张伟伟认为，知识不仅勾连起“专业”、“权威”、“边界”等与新闻业危机相关的一系列核心概念，本身亦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当代新闻业危机的根源[12]。不过按照莱奇（Reich）和戈德勒（Godler）的看法，在没有更深入的实证研究的情况下，近年来出现的新闻专业知识的危机究竟是新闻业危机的原因还是后果，甚至兼而有之还难以判断[13]。鉴于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莱奇认为新闻专业知识已经成为一个“令人着迷”的研究领域。他从影响、历史和理论三个维度分析了研究新闻专业知识的合理性，并且开创性地将新闻业看作一种“两极互动型专业知识”（bipolar interactional expertise）[14]。按照柯林斯的看法，互动型专业知识是指“只掌握了相关学科的专业语言但不能从事科学实验的专业知识，是通过运用语言与有经验的专家进行交流，从而获得的感悟或体会”，这种专业知识是在与专家进行会话的过程中通过语言交流慢慢获得知识的一种技能。因此，互动型专业知识的获得时间较长，而且具有寄生性，必须依靠与那些具备可贡献性专业知识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15]。这一概念准确地契合了记者的核心活动。正是在此基础上，莱奇提出新闻业作为两极互动型专业知识的概念，一极对应的是受众，另一极对应的是消息来源[16]。记者的专家角色就体现在将从消息来源处获得的信息快速有效、真实准确地传递到受众那里。卡朋特（Carpenter）和坎弗（Kanver）将新闻专业知识分解为一系列的指标，如与新闻相关的学位、以前的专业新闻经验、隶属关系、新闻奖项、专业、技术技能、新闻技能和公共服务等。他们把专业知识视为一种交流行为，从传播的路径考察其形成过程，新闻记者通过强调他们的关系、以往的经验和特殊化等手段来交流他们的专业知识[17]。(www.xing528.com)
但并不是所有的记者都能称得上是专家，专门负责报道某一知识领域条线的记者更有可能成为专家。他们所拥有的专业知识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之于新闻实践而言的新闻专业主义；其二是记者在报道某一领域时对该领域专业知识的掌握[18]。前者如记者从碎片化的事实材料到完成合格的新闻报道，这一生产过程背后所体现的知识和学问；后者则是在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报道领域，例如科学记者对其所报道的条线所需的专业知识的了解和掌握。第一种类型的专业知识在以往的新闻社会学研究中已经得到了比较深入的阐释，研究者新近的工作则试图揭示数字环境下新的专业知识类型的内涵，比如安德森通过对新闻聚合的研究提出新闻专业知识的网络（networks of journalistic expertise）[19]、博耶（Boyer）对在线新闻中的数字专业知识（digital expertise）的讨论[20]、果蕾和张咏通过研究媒体发布的招聘启事来分析数字转型时期新闻专业知识的核心内容[21]等。第二种类型的专业知识则体现在对一些特定条线的记者群体的研究上，如科学记者、环境记者，不过这些研究往往主要关注这些职业群体拥有的专业知识与领域内专家之间的差距，其实侧重的是专家信源所拥有的专长[22]。
如果我们认可新闻业是一门拥有专业知识的专业，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些专业知识从何而来，或者说记者如何获得这些专业知识？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及知识，但早在1955年布里德（Breed）对记者“社会化”过程的展示其实已经涉及记者学习知识的问题。通过一系列的策略，编辑部的政策得以被传达给记者，令其生产出符合报社需要的新闻产品[23]。关于这类专业知识的探讨，在后续关于新闻生产过程的一系列研究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展示，如新闻网的设置、记者与消息来源的互动、新闻价值的判断等。也就是从这个角度，安德森认为，这些经典的新闻社会学文献研究的就是新闻机构如何日常化生产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而由此形成的新闻专业知识既是记者为公众建构关于现实的知识的认识论和组织过程，也是记者对公共生活的形成及意义确立其专家身份和专业权力的一种结构性宣示[24]。这些研究揭示了获得专业知识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在记者的新闻实践中形成他们对新闻工作如何开展的默会知识。那么，对于第二种类型的专业知识来说，新闻实践是否同样是一种可行的形成方式？鉴于这种类型的专业知识较为直观地体现在条线报道中，本章希望通过对中国做气候报道的新闻工作者的研究来探索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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