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争议解析：影响政治逻辑

今天的新闻业已经不再是早期新闻研究者们所认为的“既定存在”，而是一种“动态的形构”。由于早期新闻业处于高度的垄断地位且缺乏外部挑战者，因此对新闻业的探讨往往仅出现在学术界，社会上较少有声音对其进行质疑^[76]。然而伴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出现，特别是算法这一极具颠覆性的数字技术的出现和运用，新闻业与新客体一同被迫卷入人们的评判话语之中。以往只需要关注内部越轨者的新闻业必须正面应对算法带来的巨大挑战，而与此同时，新闻环境中的非新闻工作者也加入这场讨论之中，并且通过对不同话语资源的调用进行观点表达和意义建构。通过上一节对算法讨论这一“话语事件”发生过程的梳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算法使用者、官方媒体、市场化媒体、普通网民四个主要的话语主体。官方媒体和市场化媒体是传统的新闻行动者。随着算法的运用开始模糊新闻职业边界，重塑新闻知识实践，让新闻价值的评判呈现出外化的倾向时^[77]，这些新闻行动者试图通过边界工作话语维系或巩固着职业边界。普通网民则是一类非新闻行动者，他们并不像新闻行动者那样以新闻产制为专门职业，而是随机地、偶然地以受众的身份进行参与性实践，积极表达自己对算法这一问题的看法，这类非新闻行动者的话语阐释构成了元新闻话语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成分。居于上述两类行动者之间的则是以算法使用者的身份出现的技术公司，它们是新闻业中的“闯入者”（interlopers）^[78]，凭借技术和资本的优势从事新闻信息的传播工作，最终被权力所规训。关于这场争论，我们需要指出两点。

第一，不同主体之间对算法的看法存在明显的冲突，支持性的陈述与反驳性的陈述共存于事件的演化过程中。

从对客观性的怀疑，到对算法使用者职业操守的质疑，再到对存在合法性和导向的批评，官方媒体始终占据这场算法论战的核心地位。我们可以看到，官方媒体对算法的批判经历了从“克制”到“言辞激烈”再到“以观后效”式的话语转向，其调用的正当化话语资源也经历了从早期的“黄色新闻”的责任层面到后期“问题”与“导向”的政治层面。在算法使用者本身未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人民日报》、人民网和其他官方媒体不断加深对算法的批判力度。

相对于官方媒体的强势态度，市场化媒体由于没有“主流宣传途径缺失的焦虑”，因此对算法的报道方向和报道内容要相对多元和平静。其话语内容也大多停留在关注对算法技术的报道、《人民日报》和人民网评算法事件的报道、对监管介入的追踪，以及相关评论的配发等。尽管从报道本身来看，市场化媒体在算法引发的讨论中并未缺席，但是从话语的角度来看，市场化媒体的话语强度明显要弱于官方媒体。

算法使用者则是被动承受这些怀疑、质疑和批评的一方，他们竭力为自己辩护，不断建构和完善以社会贡献为核心的合法性话语。这种合法性的建构不仅体现在使用者所反复强调的“传播赋权”、“个性化信息”、“推动新闻生产”、“践行社会责任”等对当下的表述上，也体现在“缩小数字鸿沟”、“让世界更美好”等对未来的憧憬上。不过，这种以贡献作为话语核心的说辞很容易被外界话语抨击和批评。算法使用者在面对外部指责时，通常调用双重策略：其一是范式修补，其二是话语宣誓。对来自《人民日报》、人民网等往往带有强制性意味的话语，以及来自监管部门的整顿，算法使用者会通过对既有内容生产和传播范式进行修补，避免再次卷入舆论漩涡和招致整顿。这种范式修补一方面是面对外界不断加强的压力的一种回应，另一方面也是促使自身完成从新闻业的“闯入者”逐渐融入新闻共同体的必经之路。话语宣誓则是运用话语对各方论调进行回应、质疑或是驳斥，张辅评的“对算法的批判源自对算法的误解”的观点、徐一龙将话语与法则和规则相连接都属于典型的话语宣誓。通过对话语资源的调用和对既有范式的修补，算法在不断磨掉自身棱角的同时，逐渐与传统新闻业从竞争走向共生。(www.xing528.com)

在算法问题上，网民的话语似乎更耐人寻味。由于互联网信息的海量性，我们无法在研究中穷尽所有的网民话语，但是从有限的资料来看，新闻业的诸多核心议题，如宣传主义范式、新闻边界、新闻权威、专业主义、客观性在不同网民的论述中都或多或少地有所体现。网民们既关心算法对新闻业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也在惊呼UGC与算法结合导致传统新闻叙事能力遭遇的现实危机。与媒体近乎“一边倒”的声音相比，用户的声音明显呈现出多元的态势，或是针对算法本身进行讨论，讨论算法带来的负面影响；或是对其他行动主体（特别是《人民日报》和人民网）有关算法的评论进行点评，但立场和基调明显与主流媒体呈现出差异化的特点，他们甚至并不关心算法本身的对错，而更在意官方媒体对算法进行评判的正当性。

第二，在对算法进行规训的过程中，尽管媒体是毫无疑问的主角，但这不仅是一个新闻逻辑战胜技术逻辑的问题，政治逻辑实际发挥着更为根本的作用。在普法芬伯格看来，技术话语的背后往往隐藏着隐蔽的价值观念，甚至存在着政治逻辑^[79]。

在争论发生之前，外界关于算法的了解和认知大多来自算法使用者对它进行的话语建构，洋溢着技术进步主义的乐观基调，例如算法推荐机制可以通过对用户兴趣的判断，选择适合用户阅读的新闻消息进行推送，以“更有效地满足用户需求”^[80]，“显著提高新闻处理效率”^[81]。官方媒体在算法问题上的介入成为扭转这种正面认知的重要节点。因此，尽管《人民日报》和人民网以媒体的身份加入这场算法讨论中，但实际上外界更认为是官方权力话语开始关注到算法这样一个技术领域，并将其视为可能改变算法新闻业未来走向的信号。官方媒体对算法的批判步伐似乎与传统新闻业的危机、平台媒体的迅速崛起、官方媒体试图重夺麦克风^[82]等现象并行，更与官方对主流话语途径的缺失产生忧虑的时间大体吻合^[83]。中国媒体不仅是传播新闻信息的机构，还要从事大量的“价值表达”工作。然而，今日头条这样通过算法推送信息的新闻分发平台却倡导“价值无涉”，与官方的担忧形成了鲜明对照。“导向”一词不仅出现在《人民日报》和人民网评算法的文章中，也出现在对今日头条的处罚决定以及处罚之后的《纠正算法推荐，既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评论中。同样，今日头条增加党员编辑，以及整改后时政新闻的增加似乎都向外界展示着这一次各方算法对话的背后更是一场对传播受众的争夺。可以说，对今日头条这一“闯入者”的规训是通过外在的他律方式完成的，以《人民日报》和人民网为代表的官方媒体通过话语表述和随之而来的权力监管对其进行规制。与此同时，算法使用者则通过话语进行文化与价值宣誓，与外界进行话语互动，以重申其从事新闻工作的合法性。这出技术戏剧的上演与中国新闻业的体制、机制和形构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