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话语：算法评判运动的影响与数据收集方法

“算法分发”已经成为中国用户获取网络新闻最为主要的方式^[24]。除了今日头条、一点资讯等创办较早的使用算法作为基础架构的新闻客户端外，腾讯、百度等互联网公司也开发了不同类型的以算法作为核心架构的新闻产品，如微信“看一看”功能、UC浏览器和UC头条、百度首页和百度新闻等。此外，腾讯新闻、凤凰新闻、网易新闻等传统互联网新闻客户端也引入了算法，以更好地迎合用户的新闻阅读习惯并提高用户黏度。然而，这些传统新闻客户端本身具有内容生产的资质和能力，借用算法功能只不过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用户的喜好，以推送更加适合的新闻给新闻用户。而今日头条等新闻产品本身并不生产新闻，所有的新闻都来自第三方，这其中既包括传统媒体，也包括一些签约的自媒体人。算法更像是新闻生产者与新闻用户之间的“中介”，决定了什么样的新闻能够被用户阅读、哪些新闻可以被哪些用户阅读^[25]。

随着算法日渐成为新闻业运作不可分离的一种基础设施，关于它的利弊也成为中国学界和业界讨论的热点。2016年以来，《人民日报》多次发文，指责算法对于新闻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巨大负面影响，矛头直指算法背后的今日头条。人民网更是在2017年9月连续三天发表评论文章，强调“不能让算法决定内容”、“别被算法困在信息茧房”、“警惕算法走向创新的反面”。《人民日报》和人民网对算法的负面评论引发了不同主体对算法的讨论，贬斥、赞誉、中立等不同声音交织在一起。原本号称“价值无涉”的算法频频遭遇外界的质疑和批判，一度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这些话语实践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学术问题，它不仅关乎人们如何对算法进行思考和理解，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算法在中国的未来境遇。算法并非“孤立的代码”，而是“传播实践场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6]。它所处的是一个复杂的行动场域，场域中的不同行动者有着不同的利益，对算法的诉求、理解和阐释也有所不同。不同行动主体在话语表达上有着不同的立场、态度和观点，但是却一同构筑了新的数字技术在新闻业应用的话语场域^[27]。

本章主要以2016年以来围绕算法展开的讨论文本为分析对象。尽管算法进入新闻业已有多年，但是在早期并未产生较大的话语影响，直到2016年年末《人民日报》的评论引发了影响至今的算法评判运动。在具体的数据收集上，我们以“算法”、“算法推荐机制”、“新闻算法”等作为关键词，以2016年以来的报纸新闻和评论作为检索类型，在慧科数据库、百度新闻、Google News三大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得到本研究所需要的报纸资料数据库。这些内容既可能包括报纸本身的言论，也可能包括对算法使用者的采访。同样，我们还在百度新闻和Google News上以相同的办法对各类网站的新闻和评论进行检索，其中既包括门户网站本身的新闻评论，也包括用户在网站平台发表的立场、态度和观点。而在对社交媒体的材料收集上，我们选取微博、微信和知乎三大平台作为资料收集场所。具体数据收集方法为，在微博、微信公众号搜索和知乎中以“算法”、“算法推荐机制”、“新闻算法”等作为关键词进行内容检索和收集。由于实际相关搜索结果数量尚在人工可处理的范围内，因此我们将搜索结果全部纳入研究样本。

本章将借鉴两种理论资源分析这些文本资料，其一是卡尔森（Carlson）提出的元新闻话语理论（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其二是普法芬伯格（Pfaffenberger）提出的技术戏剧理论（technological drama）。元新闻话语将新闻业视为一种“动态的存在”，透过不同行动主体的话语表述，我们可以有效地了解在新闻业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新闻权威如何发生变化^[28]。这一理论已被研究者用来分析新闻越轨^[29]、报业衰落^[30]、摄影新闻业^[31]、媒介批评^[32]、新闻伦理^[33]等具体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近些年技术在新闻业中的应用日趋深入，二者的相互关联性变得更强，技术不再仅仅是记者过去用来进行新闻产制和分发的工具，而是作为具有自主性的行动者塑造新闻的面貌。随着技术的改变，相应的新闻实践发生着巨大改变，与之有关的为新闻权威辩护的论据也随之发生了变化^[34]。因此，元新闻话语也被拿来分析技术与新闻发生交叉关系的案例，比如超链接^[35]、新闻初创公司的创业宣言^[36]、机器人记者^[37]、Facebook在新闻生态中的定位^[38]、《新共和》杂志的死亡^[39]、新闻怀旧^[40]等。(www.xing528.com)

算法虽然是一种新近嵌入新闻业的技术性组件（actunt），但由于其在新闻的生产和分发过程中的基础设施作用越来越明显，受它影响的行动者已经遍布新闻行业内外，产出的相关话语也出现在新闻场所与非新闻场所，为我们讨论技术或物质与新闻业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对象。而在这一嵌入过程中，具有技术和资本优势的新来者势必会与新闻生态系统中的原有新闻行动者发生冲突，一场“技术戏剧”的上演在所难免。技术人类学家普法芬伯格提出的这一概念旨在说明，在新兴技术的社会界定过程中存在着技术规制、技术调整和技术重组三个阶段，戏剧这个比喻强调的是由“影响区域”产生的竞争性宣称或者占据不同社会位置的行动者之间的冲突，其中交织着技术的陈述与反陈述话语。因此，技术戏剧是政治话语的一种特殊的技术形式。这一理论强调的是技术话语的背后往往隐藏着隐蔽的价值观念，甚至存在着政治逻辑^[41]。这一理论的优势在于增强了技术问题与社会和专业议题的关联性。具体到新闻业中，它拓宽了技术与新闻权威之间的联系，需要关心的问题不仅在于技术变革如何改变了新闻实践，而且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实践被相关行动者想象的方式^[42]。

通过对经验材料的阅读，我们将争论中的话语主体分为四大类：算法使用者、官方媒体、市场化媒体、普通网民。对他们的区分既与身份有关，也与他们在争论中所表达的不同观点有关。这些不同主体对算法的论述共同建构起关于算法的“迷思”。因此，本章将结合上述两种理论资源提供的视角，一是关注不同行动主体对算法的话语阐释，二是强调围绕算法的话语冲突背后的政治逻辑。基于以上理论框架和研究数据，本章试图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不同主体如何评论算法这一全新的事物？第二，这些探讨的话语逻辑是怎样的？外界在探讨算法的时候，究竟在讨论什么？第三，这些话语实践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中国新闻业有何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