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话语研究：边界、权威与合法性

无论是西方新闻界还是中国新闻界，危机话语都已成为描述当前新闻业境况的一个核心框架^[2]。在新闻业危机日益深重的今天，危机话语的建构本身也成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通过对它的开掘，我们可以了解新闻界人士运用哪些话语资源来诊断新闻业面临的挑战，论述这些挑战的蕴涵、应对的原则和方法，以及他们所想象的新闻业的未来。”^[3]此前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从新闻从业者的个体和集体维度出发对新闻业危机的话语建构，例如，新闻人在离职宣言中会对新闻业的处境进行描述来建构一个转型的合理情境^[4]，新闻学界和业界人士的危机话语表现出明显的商业主义倾向^[5]。这些研究分析的都是新闻从业者群体对危机的个体性和集体性的阐释，本章则侧重于分析新闻媒体对危机话语的组织性建构，即新闻组织作为新闻场域中的主要行动者如何阐释当前新闻业的状态。这种组织层面的话语建构更有可能预示着行业层面的变革。第四章对《东方早报》和《京华时报》两起报纸停刊事件的元新闻话语分析已经涉及两报在停刊之际发布的致读者。本章则更进一步将媒体在停刊、改版和创刊之际发布的文字纳入媒体宣言（media manifestos）的视野进行研究。媒体习惯于在一些重要时间点上刊载体现媒体观点和态度的文字，这些以致读者、新年献词、发刊词、停刊启事等名目发布的文字可以统称为媒体宣言。而在停刊、改版和创刊这样的“热点时刻”发布的媒体宣言，不仅是对媒体的危机应对策略的介绍和说明，更集中展示了媒体在危机之时如何对其选择进行“正当化”的话语策略。

宣言是历史上一种重要的文本类型^[6]。《牛津英语词典》将其源头追溯至17世纪。宣言是一种公开出版的对过去、现在或未来政策的公告和解释，它的发布者可以是君主、国家、政党或候选人，也可以是任何与公共事务相关的个人或群体^[7]。正是由于宣言本身具有的政治特性，以往对宣言的研究也更多集中在政治学领域，如对政党宣言^[8]、竞选宣言^[9]等政治性文本开展的研究。这些研究大都认可宣言在政党竞选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因为它们是由代议机构或行政机构定期发布的正式或非正式文件^[10]。宣言可以被认为是政党与选民之间的协议，也可以是纯粹的政党广告，或者是对政党身份和哲学观念的抽象陈述^[11]。

在莱昂（Lyon）看来，宣言是一种用来使他们的读者相信深刻的范式转变或者足以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革命性思考方式的说服性文本，它既是一种追求，也是变革的工具^[12]。在对《女权宣言》、《共产党宣言》和《人机合体宣言》等社会政治性宣言的研究中，莱昂发现宣言具有一些典型特征：首先，宣言强调的是一种现在时态，如“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其次，宣言想要塑造一种符合每个人利益的崭新的或修复的普遍理想，它的优势要大于此前的理想；最后，人称代词“我们”在大多数宣言里得到广泛使用^[13]。尽管莱昂分析的宣言的适用范围和效果有特定指向，但它们所具有的一般性特征也有可能适用于对商业宣言等其他类型的宣言分析上^[14]。

受此启发，范迪克（Van Dijck）和尼博格（Nieborg）将《维基经济学》（Wikinomics）和《我们认为》（We-Think）两本书视为Web 2.0时代的商业宣言。这两本书主要讨论了以协作文化、大众创意、共创等为特征的Web 2.0时代的商业模式。通过对这一商业宣言的分析，范迪克和尼博格揭示了两本书的作者如何对一个民主和集体的数字空间的普世价值进行争辩^[15]。德洛尔（Dror）研究了Google、Facebook等四家公司的宣言的政治和劝服话语功能，通过对四家公司的创始人在公司招股书中附带的私人信件进行修辞分析，确认他们在构建新的商业话语的过程中共同使用的修辞策略^[16]。这两个研究讨论的虽然都是商业宣言，但宣言的文本形式却有非常大的差异，前者是把两本书作为一种宣言，而后者则是把公司创始人发出的私人信件作为宣言来看待。可见宣言并不局限于某种特定的文本，关键在于它意图发挥的功能。

无论是政党还是公司，这些组织都需要发布宣言式的文本进行特定的公告、劝服、正当化等工作。宣言在新闻媒体的日常运作中也常常出现，例如在创刊、停刊、改版、新年、周年庆等重要的仪式性时刻，以发刊词、创刊词、致读者、停刊公告、新年献词等名目出现的文本。本章所说的媒体宣言就是指这些由媒体公开发布的、代表组织发声的各类正式文本。一般而言，媒体宣言多出现在报纸和杂志等平面媒体上，现在新闻网站、新闻客户端以及媒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上也能看到此类文本出现，不同时刻出现的媒体宣言所要实现的目的也不尽相同。在新闻业陷入困境的当下，各种类型承载着不同职能的媒体宣言频频出现。这些宣言足以成为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的对象，研究者可以进行文本含义之外的引申式解读。例如，科涅奇娜（Konieczna）和罗宾逊（Robinson）在一项对50家在线非营利新闻机构的研究中，曾注意到它们的创刊宣言。在这些宣言中，非营利新闻初创机构宣称将重建社会信任和公共新闻业，强调服务普通公民，并通过数字技术提升新闻工作^[17]。卡尔森（Carlson）和厄舍（Usher）研究了10家欧美新闻创业公司的创业宣言，将其视作元新闻话语的范例，揭示这些数字新闻创业公司对新闻如何运作、新闻的弱点及如何加以改进等问题的阐释。宣言给这些新闻场域的新成员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它们可以在其中就如何改变新闻、如何想象并最终创造新模式和新实践进行理想化的表达^[18]。

国内的一些研究者也分析了不同类型的媒体宣言。童兵通过对党刊党报创刊词与改版词所表达的办报宗旨的剖析，来阐释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由来与演变^[19]。更早之前，他对改革开放之初再生报刊发表的复刊词和当时新创报刊的发刊词进行了研究，由此透视我国报刊发展的历程^[20]。杨娟和赵振宇则以报纸评论版发刊词为研究对象，试图从中梳理出21世纪中国新闻评论的发展轨迹与特征^[21]。张志安和章震对报纸新年献词的话语分析发现，这些献词具有文化价值和象征资源两种功能^[22]。尹伟用“情怀话语”来描述澎湃新闻的发刊词，发现作为新媒体的澎湃新闻在发刊词中使用的却是传统媒体惯用的“理想”话语体系。通过这种话语策略，澎湃新闻将自己与其他新媒体进行区隔^[23]。笔者在分析《东方早报》和《京华时报》两起停刊事件引发的热议时，也专门讨论了两报发布的停刊词。两报采用了相同的告别叙事，在正式宣布纸质报纸终结的同时，还特意对报纸的未来有所交代，强调纸版的消失并不代表报纸的终结。

总体而言，对媒体宣言的研究尚未得到国内学界的足够重视。一方面，媒体宣言大多存在于报纸和网站的创刊、改版、停刊、新年献词、记者节社论等文本之中，在特定的仪式性时刻，一些宣言写作存在着模式化的倾向，难以成为有价值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虽有少量对媒体宣言的特定类型进行的研究，但是研究的数量和深度相对有限。尽管媒体宣言是一种组织性的发声，但这些宣言也常常会涉及对于自身工作模式的叙述、对工作价值和意义的阐释等问题。因此，媒体宣言也成为新闻职业话语的一种重要形式，研究者可以借此讨论新闻业的边界、权威和合法性等关键问题。而在新闻业发生剧变的时刻，媒体宣言的研究价值更为凸显出来。在数字新闻既定范式缺失的状况下，这些媒体宣言既有对新闻业现状的评估，也有对未来新闻形式的主张^[24]。

本章将集中考察停刊宣言、改版宣言和创刊宣言三种不同的媒体宣言类型，它们代表着报纸在应对困境时采取的不同行动策略，也集中体现了新闻组织对新闻业危机的话语建构。在对新闻业未来的探讨过程中，研究者们已经开出了很多应对危机的“药方”，却常常忽略了对于媒体自身声音的倾听。新闻组织的应对行动体现在结构调整、人员变动、经营模式、报道理念等各个层面的改变，这些内部情况不易为外界所知，但他们有时会在一些特定的时刻发布公告，介绍行动策略，解释操作原因，回应公众关切。这些公开发布的媒体宣言则为我们了解新闻机构的态度和倾向打开了一扇窗。(www.xing528.com)

本章主要搜集了2014年1月至2017年7月之间的媒体宣言。在排除掉一些过于简短或不具有代表意义的宣言之后，共得到由46家媒体发布的48篇宣言，包括12篇停刊宣言、23篇改版宣言和13篇创刊宣言。通过对这48篇宣言文本的解读，本研究主要着手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媒体在这三种宣言中如何“正当化”它们的行动策略？第二，媒体对其行动策略的“正当化”话语对于中国新闻业有何意义？

表4　媒体宣言一览表（2014—2017）

续　表

续　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