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业：昔日荣耀，今日困境

这13位离职新闻人的媒体从业时间有长有短，不少人在告别信中往往会追溯其投身新闻行业的原因，凸显在新闻人的生命历程中，作为新闻人的这一段职业历程的重要性。他们将个体的职业进入与新闻行业曾有的辉煌勾连起来，展示出一代新闻人关于新闻职业的集体记忆。

原《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郎朗在他的告别信中，详细描述了当初从北京大学毕业时如何进入报社的过程。他选择加入南方报业的原因有两条：一是听说南方报业记者的收入不错；二是《南方周末》等南方报系媒体所积累的职业声望。他的第一家单位实际上是《南方都市报》，“因对其中的职业环境不适应愤而出走”，后进入《南方日报》，两年后选择离开，直到进入《21世纪经济报道》才算稳定下来。“到《21世纪经济报道》后第一个月我写了8条稿，收入就过万了，这是以往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过去7年中我写了1 500多条稿件，在报社的总收入累积超出170万元。”郎朗的告别信表现出一位财经记者的特质，对于选择或退出这样一份职业的原因用十分明确的成本-收益核算方式展现出来。当然，记者个体的理性选择与整个行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一位专业并不对口的名校毕业生能够选择加入新闻行业，显然是看中了行业的前景。

而另一位新闻人孙礼则在告别信中用更加文学化的笔触描摹出新闻行业曾经历的辉煌：

十年前的夏天，我北上都城，在北京广播学院的核桃林下开始自己的新闻之路时，这个行业里充满了惊人的发现。都市报在这个国家大大小小的城市里迅速崛起，它们用每天惊人的近百个版面，向市民提供无所不包的报道。连在北京这样拥挤的市场里，依然还不断诞生像《新京报》、《法制晚报》等等新的选手。在电视领域里，从湖南卫视《晚间新闻》到江苏卫视《南京零距离》，民生新闻类节目竟然从火热的娱乐大潮中脱颖而出，创造收视传奇。我的母校则踌躇满志地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从一所小而美的专业院校得以跻身“211工程”。这些激动人心的新闻业的盛夏，走在北京的大街上，你心里都会想起“愿阳光打在你脸上”的句子。

正是出于这种对行业前景的乐观判断，孙礼选择了解放报社，选择了中国军网。“因为在六年前，我就相信这个国家压抑已久的军事发展，将在不远的将来迎来收获期。因为我相信，互联网为新闻业带来的是巨大的机遇，我无法拒绝这样一个在历史潮头顺水推舟的选择。”而2008年以来，中国社会的重大事件层出不穷，“在五六年前的那个夏天进入严肃新闻行当的新闻人，可谓生逢其时”。(www.xing528.com)

与其他几位告别媒体的新闻人不同，《东莞时报》原编委高宏利在两年前就已离开新闻行业，加入一家企业担任媒体总监。但是直到他又从企业媒体总监的岗位离开，才写了这份告别信。因此，他在回顾个人的职业生命史时，又增加了不少新的感悟。他是在“纸媒黄金十年的尾巴”关头进入报社工作的，在《太原晚报》期间，“作为一个初出茅庐，对什么都充满热望好奇的年轻人来说，可以花半个月的时间去采访农村税费改革，然后发表出四五千字的又长又硬的‘三农’分析报道。这只能充分说明部门领导对我是多么溺爱，以至于忽视了《太原晚报》其实是一份市民都市类报纸的现实”。

即使抛开这些关于行业的宏大叙事，这些离职新闻人对于曾经的记者生涯依然保有一份珍视。在不同人的告别信中，几乎总能看到一些满含感情的褒扬文字。例如，“煲汤味浓”就在告别信中写道，2001年“初入行时是很骄傲的”，“虚的不谈，当时写稿是真的可以过上体面生活的。在那个按字数算稿费的年代里，作为刚毕业的菜鸟，只要天天发稿、多做专题，仅稿费都能冲上八九千元。加上基本工资，月薪过万并非那么困难。而当时后来成为特区CBD的片区房均价，不过才五六千而已”。“报社里的日子是很滋润的，经常有在别的行业厮混的强人试图找机会跳入这个圈子里来。而且，或多或少的，它真的能够实现一个热血青年的部分理想。”雷沛是一名学环境科学专业毕业后进入媒体的理科生，离开媒体后，本学科是回不去了，而积累的工作经验在媒体之外也难有施展，可是他从不后悔让媒体成为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这可能是他短暂的职业生涯中最闪亮的一段日子，因为不止一个人对他说：“谈到过去那段媒体时光，你整个人都在发光。”张国栋也感叹：“对于新闻，我没有半点抱怨和不值。我把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这样一个充满荣光和骄傲的行业，无悔。”何超也在告别信的开头用“那些闪耀着金子和阳光一般的岁月”形容曾经的新闻生涯。

在撰写告别信时，这些离职新闻人总是会从自己为何进入新闻业开始追溯，他们对于选择新闻职业的回忆充满了怀旧的情绪。而在这种集体怀旧中，当下的离去则被赋予了更加深远的含义，告别也为当下的新闻人提供了反观自身的机会。他们的告别话语有意将过去与当下的新闻环境进行对比，凸显新闻业所面临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