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话语（crisis discourse）已经成为近年来讨论新闻业现状的主导框架。有研究者对美国新闻业危机话语的内容与文本分析发现，危机话语是一种使用了多种认知框架的符号表述。首先，调用认知框架将报业乃至新闻业发展的某一阶段和状况指认为“危机”，然后在危机共识的主框架下，围绕危机的归因、表征、内涵与建议等特定主题形成子框架[90]。泽利泽（Zelizer）对美国新闻界的危机话语的批判性研究则指出，这样的框架为新闻从业者理解当前新闻业正在发生的变化提供了一个简单明了的认知框架，但是这样的话语可能将新闻业在新媒体兴起、公众参与、传统新闻业变迁的情境下所面临的挑战、条件、机遇、创新等遮蔽于同质化的表述之中[91]。尽管危机话语存在着这一风险，但不管其准确与否，它本身也构成了一个值得研究的对象。正如有研究者所言，“‘危机话语’及其建构可以是一个认知的场所，通过对它的开掘，我们可以了解新闻界人士运用哪些话语资源来诊断新闻业面临的挑战，论述这些挑战的蕴涵、应对的原则和方法，以及他们所想象的新闻业的未来”[92]。报纸停刊作为报业困境的一个表征，对它的阐释也可列入新闻业危机话语的范畴。它渗透在不同叙事主体对于停刊事件的认知框架中，成为中国新闻界危机话语的一次集中呈现，并展现出下列三个特点。
第一，不同主体参与到有关新闻业的话语生产中来，尤其是非新闻行业行动者的介入丰富了事件的阐释。关于新闻业的话语生产一直是新闻从业者独享的权力，通过话语建构和使用，他们得以确立专业管辖权、厘清专业边界、塑造新闻权威。数字技术的发展便利了新闻行业之外的新型行动者对以往封闭的新闻运作过程的介入，不仅能够影响到新闻媒体和记者对新闻事件的建构，也参与到新闻社群对新闻业界内的行业、职业问题的讨论中来，成为元新闻话语中的一个重要生产主体。就本章讨论的案例而言，不仅有与组织关系密切的在职员工和前员工，也包括其他媒体和同行，尤其是那些非传统意义上的新闻机构，以及阅读过两报不同形态报道的用户，甚至只是单纯的网友。
第二，在危机话语的大框架下，不同的论述主体阐发的重点有所不同，又形成了各自的子框架。两份报纸在一个极具仪式意义的时刻，却并没有真正的仪式性的行为，例如以特刊的形式呈现自身的发展历程。因此报社自身对停刊的论述以事实宣告为主，可称之为告别话语。与记者们离职时发布的告别话语相比，这些以致读者形式出现的停刊词更少情感性的表达，而是单纯地陈述一个即将停刊的事实。报纸工作人员的论述以纪念为主，可称之为纪念话语。报纸的消亡也像那些著名新闻人的逝世[93]或退休成为一次热点时刻，激发出大量的纪念话语。曾在两家报社工作的人员因为报纸在其职业生命史中占据的重要地位，投注了更为深厚的感情。就同行和读者而言，更多地站在相对中立的位置评判停刊事件的得失和意义，可命名为转型话语。当然，这种概括是一种理想型的分类，并不是说某类话语主体只能生产出特定类型的话语，而是不同类型的话语混杂在一起。在本章研究的案例中，不仅是相关报社的工作人员及离职员工在生产纪念话语，新闻界同行、读者也会成为纪念话语的生产者，但并不构成他们的主导话语。例如，在一些非个人的网站、微信公众号上，作者通过重新发布两报过去的头版、重要报道等方式，运用这种对报纸的回顾式记忆建构一个告别的仪式[94]。
第三，总体而言，对危机的阐释还停留在比较浅的层次，情感表达多于理性分析。面对危机有两种叙事倾向：一是向后看，怀旧、纪念、告别等成为讨论的基调；二是向前看，转型、改革、创新等词汇成为叙事的主轴。正是由于多元主体参与到危机的阐释中，两种叙事倾向在两报停刊事件的讨论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浮现，也存在着各自的不足。前者只是沉浸在对过往的怀念中，建构着“黄金时代”的神话[95]，将怀旧作为应对媒介变迁的方式[96]。后者则着力建构出一种“新媒体”神话[97]，似乎报纸只有转型为新媒体一条路，甚至将新媒体的转型方式单一化。这样的神话都无助于把握新闻业的未来，成为亟待解构的迷思。(www.xing528.com)
泽利泽强调，危机的本质是对不确定性的把握，它带来的不仅有挑战，也有机遇[98]。维斯伯德（Waisbord）则提醒人们，首先要厘清究竟什么是危机以及是谁的危机。在他看来，与其说是新闻业的危机，不如说是报纸的危机更为准确，而且危机主要表现在传统新闻业的商业模式上，并未对新闻业的公共使命和社会角色形成颠覆性的挑战[99]。在西方新闻业，新闻初创公司的创业和传统媒体的创新成为两个突出的趋势。一方面是新闻初创公司作为新闻场域中的新来者，正在获得大投资商、风险资本和技术企业的青睐，将会在新闻产业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100]；另一方面则是创新不足的传统媒体难以维持，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纸质媒体首当其冲，率先陷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新闻初创公司创立的初衷是因为深感传统的新闻范式在新媒体时代遭到了削弱，它们在新的数字平台重新以调查性新闻等优质内容为生存的根本[101]。在它们发布的创业宣言中，新闻的社会角色表达与旨在提升新闻的具体革新措施表述交织在一起[102]。与之相比，“商业主义构成了当下中国新闻业者在面对数字化技术变迁所带来的挑战时所形构的话语的核心”，对创业、盈利模式等概念的广泛运用表现出单一的商业化维度，曾经作为一股解放力量的专业主义已黯然退场[103]。
与此前彻底关闭的报纸不同，《东方早报》和《京华时报》并没有完全退出新闻市场，而是以新的形态继续存在。《东方早报》率先成立了新闻初创公司，已经拥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新媒体平台“澎湃新闻”，抛弃纸质形态不过是水到渠成而已。而《京华时报》仓促上马，向新媒体转型的效果有待观察。至少从停刊两个月后，其主打新媒体产品“京华圈”的内容生产和下载数据来看难言满意[104]。与此同时，对《东方早报》的转型策略也要理性看待。尽管澎湃新闻被视作一次成功的数字化转型，在短时间内引发了一股模仿热潮，“九派”、“封面”、“上游”等传统媒体打造的新闻客户端纷纷出炉，但也有研究指出，澎湃新闻还是传统的“我出版你阅读”模式，在商业模式、新闻业务等方面的创新仍然有限[105]。新闻初创公司要想在市场上获得成功，不仅要更新生产平台，还要在新闻业务、组织结构、商业模式等方面进行创新。当然，创新的路径也并非只有一条，有的力求新颖，有的则要回归传统。2017年2月13日，《广州日报》和《晶报》不约而同地进行了改版。前者在改版宣言中提出：“要重新回到新闻本源，从基本做起、从专业做起，下苦工夫、下笨工夫，花时间、花脑子，做好策划采访，编好稿件标题，去伪存真，删繁就简。”[106]后者则从《东方早报》彻底告别纸质版整体转入澎湃新闻并获得国资加持中获得启示：“其能走出转型新路，归根结底就四个字——坚守内容。”[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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