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报纸员工的告别叙事以抒发情感为主，那么，新闻界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则着力于对所谓的新闻业危机的阐释。一般而言，新闻界对于报业危机的阐释以两种形式予以展现：一种是通过新闻报道，将报业危机本身作为一个值得关注的新闻议题进行报道；另一种则是通过行业报刊、社交媒体等平台对相关的危机事件进行评论。笔者并未搜集到太多传统媒体对两报停刊的报道，反而是一些新兴的数字媒体，如网站、微信公众号对停刊进行了非传统意义上的报道。所谓非传统意义，除了指发布报道的主体不是传统媒体外，还指报道的形式也不再是规范的原创报道，而是编辑收集各方面信息进行的聚合报道（news aggregation）。在对停刊事件的报道和讨论中，对事件的诊断（diagnosis）和回应（response）成为两个最突出的面向[61]。
诊断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首先是界定报纸在当下所处的危机程度，其次是对导致陷入这种状态的原因进行分析。如一篇文章所言，“《京华时报》的关停足以成为反映纸媒处境和现状的标志性事件，也似乎预示着处于第一梯队的纸媒的未来”。而且，“《京华时报》的关停就像打开了某个口子，可以想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会有更多第一梯队的纸媒面临和《京华时报》一样的结局”[62]。在描述两报的困境时，一种常见的叙事策略是回顾报纸曾经的辉煌，进而凸显停刊的无奈。例如《京华时报》在创办之初就具有特别的意义，“《人民日报》办了《京华时报》，这等于中央机关报创办都市报，这就确立了都市报在全国、在党的正统观念里的地位”[63]。“在15年的时间里，其发行量曾经稳占北京早报市场70%以上的市场份额，是北京地区名副其实的‘大报纸’。”[64]《东方早报》同样取得过不俗的口碑。“身为政经综合类报纸，《东方早报》以内容高端、有品位著称，是国内都市报中内容的佼佼者，也是上海都市报中名气最大、美誉度最高的报纸。”尤其不可不提它的一些经典报道，“2008年因为首报‘三鹿奶粉’事件，该报揭开了‘三鹿奶粉’事件的盖子，而‘深度、独家’的报道也因此成为东早的特色”[65]。“尤其是‘揭发三聚氰胺’一案，让全国感受到了这份‘影响力至上’大报的强力，而其推出的各类文化副刊（《上海书评》、《艺术评论》），也在多个文化层面筑造了中国在北京之外的另一个文化高地——上海的文化堡垒。”[66]
这些评论从经济效益、发行量、报道影响力等多个层面证明“在过往20年报业的‘小黄金时代’里，这两份报纸都算得上是‘一线都市报’品牌”[67]。因而它们的停刊是中国报业市场上的一件大事。接下来则要分析的是报纸由盛转衰的原因是什么。《好奇心日报》以《16年间，大报梦想的诞生与消逝》为题，对《东方早报》从创刊到停刊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报道。文章将简光洲、徐俊等人的个体变迁与《东方早报》这份报纸的兴衰起落勾连起来，最重要的目的则是为这份原本号称要做“百年大报”的报纸的梦想消逝找出原因。结论正如文章的提语所写：“技术革命、话语权的转移、越来越强势的管控，同时扼住了这个行业。”[68]微信公众号“录音笔”对《京华时报》的创办者朱德付进行专访，从其个人视角解读《京华时报》停刊的必然性，“是体制的选择，也是市场的选择”。在他看来，报社作为个体是无法抵挡移动互联新闻的大势的[69]。“最极客”的分析列举了三点原因：广告营收困难、读者流失严重、纸媒内部抱残守缺[70]。一位做过记者的知乎用户提出，传播渠道的变迁、市场化报社的体制问题、人员问题等是造成整个行业出现困境的原因[71]。詹国枢则认为，“京华关张，早迟的事”。他的分析指向了市场化的都市报存在的根本性难题：“倘若你信息不快、深度不深、批评很少、套话很多、真话稀缺、假话盛行，人家怎么还会自己掏钱，买这样一份没啥用处的报纸？”[72]这一观点实际上重申了报纸在现代社会立足的价值所在。(www.xing528.com)
回应则涉及新闻业应该如何看待这种标志性报纸的停刊，以及如何为当前的报业危机提出解决方案。叙述者普遍认为，停刊是可以接受的事情，并且将有越来越多的媒体步上后尘。“《京华时报》的关停，让这些处于第一梯队的都市报，终于能够看见自己的未来，不再死撑下去。可以预见，接下来的数年时间中，会有更多处于第一梯队的都市报停刊。”[73]对报纸和新闻人来说，这一代价极为惨痛。但是，“媒体的转型，一定是‘蜕皮羽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是痛苦的”。徐世平在东方网新年献辞中写道：“如果我们依然停留在停刊的悲怆回忆之中，怀旧‘共同的记忆’，那才真的是我们媒体人的时代悲哀。”[74]因此，重要的是继续探索纸媒转型的路径，“一曲悲歌之后如何继续奋力前行，才是我们今天需要着力思考的问题”[75]。两报的停刊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彻底关闭，而是在新媒体环境下更换了内容生产的平台和形式。区别在于，《东方早报》此前已经创立了澎湃新闻网，报纸关闭后，全体人员将转向这个新媒体平台；而《京华时报》的新媒体业务仍在起步阶段。这种策略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评价，《东方早报》的转型被称为有先见之明；《京华时报》则被认为准备不足，“匆忙推出的APP体验很差，和上海澎湃相比中间隔的是生命”[76]。
还有论者将两报的停刊放在中国报纸数字化的脉络下观察。窦锋昌概括了市场化报纸的三种转型策略：一是“转业”，好听一点的说法是“转变行业”，难听一点就是“关闭报纸去干别的行当”，例如已经停刊的《今日早报》等。二是“转型”，把原来纸质媒体的报业形态转型为以新媒体为主的媒体形态，也就是所谓的“新型主流媒体”及“新型主流媒体集团”。这是最优选择，但难度最大。三是“转场”，与“转业”不同，干的还是媒体的行当，只是把主阵地从纸质媒体转移到新媒体上面，工作场地不同，但业务模式没有变。《东方早报》和《京华时报》都属于第三种模式，属于最为务实的选择[77]。高渊在《纸媒不死，只是渐凋零》一文中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建议，而是讲述了三位资深媒体人的故事，提炼他们所具有的成功特质：根据曹景行的经历，作者认为，“媒体会生，媒体自然也会死。媒体人若想不死，或许有很多途径，但充满诚意地对待每一个字，投入地对待这个职业，始终是不二法门”。从胡锡进身上看到的则是，“如果说，什么样的纸媒是死不足惜的，或许就是远离公众关切和社会焦点的那一类。媒体人一旦‘失焦’，失去的将是基本的新闻价值判断，而这才是谋生之本”。张力奋的经历则表明了新闻专业主义的有效性[78]。这些体会对应的都是传统媒体时代所遵循的，但在数字媒体环境下已经有所衰落的新闻范式。在危机关头，重新提起它们显然别有意味。类似的“规范性保证的叙事”（narratives of normative reassurance）[79]话语在不少资深新闻人对报纸停刊事件的评论中屡屡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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