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术冲击和经济衰退的双重裹挟下，传统新闻业似乎进入了“危机”时刻，尽管学者们对如何界定新闻业目前的处境存有争议[1]，但新闻机构裁员、记者离职、报纸关闭、媒体营收下降等现象从不同侧面喻示着一种困境的存在。其中，报纸这种新闻的传统载体表现出的“危机”程度更深一些，自2008年以来引发了大量的研究和讨论。所谓报业危机的说法不仅是在描述报纸所处的实际状态，更成为策略行动者阐释当前状况的认知框架[2]。但在对报业危机的认识上，研究者已经发现存在着过度反应、悲观消极等问题，这种“死亡”想象可能并不利于新闻业的发展[3]。西莱丝（Siles）和博奇科夫斯基（Boczkowski）对报业危机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已有研究着重探讨了这场危机的根源、表现形式、社会影响及解决之道。两位作者建议未来应引入过程、历史、比较和意涵等研究视角。这里所说的意涵是指加强对报纸衰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意涵的理解[4]。亚历山大（Alexander）也批评了既有研究从技术和经济角度对危机的狭隘阐释，提出从文化的维度理解当前的新闻业危机[5]。与上述转向有所呼应，已有研究者从三种实际存在的新闻业现状着手，展开对报业危机的文化意涵的思考。
第一，从新闻记者离职的角度。新闻行业遭遇的结构性困境已然成为全球新闻业普遍面临的问题，这也导致大量新闻人或主动或被动地离开新闻行业。厄舍（Usher）以美国离职新闻人发表的告别信、演讲、专栏和博客文章为研究对象，分析他们在离开新闻行业之时的最后思考。作者发现，这些离职新闻人倾向于把当前新闻业的困境归咎于以华尔街为代表的资本力量的侵蚀，而很少反思自己在变动的媒介环境中的职业观念和实践[6]。斯波尔丁（Spaulding）则主要考察了2009年被《巴尔的摩太阳报》解雇的员工们的“告别叙事”（goodbye narratives）。这些个体化的叙事表达了作者们对他们的工作和新闻专业的依恋之情，同时也反映了组织衰落产生的不利影响，怀旧在阐释共同体的告别话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7]。与美国同行一样，中国的离职新闻人也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告别信，他们总是会从自己为何进入新闻业开始追溯，怀旧充斥在对个人职业生命史的回顾中。在集体怀旧中，他们的告别话语有意将过去与当下的新闻环境进行对比，凸显新闻业所面临的困境。陈敏和张晓纯对52位离职新闻人告别信的内容分析发现，他们将离职原因归结为传媒体制的突变、新技术的冲击、媒体经营的压力和个人职业规划四个方面，并在对个人职业经历的讲述中抒发着“黄金时代”不再的感慨[8]。
第二，从新闻室迁移的角度。美国很多报社进行了新闻室的搬迁工作，放弃原来可以作为城市地标存在的宏伟的总部大楼，选择更小更便宜的办公室作为办公场所，甚至有报社搬去了郊区。那些没有这样做的报纸也开始从他们的写字楼中腾出空间用于对外出租。哥伦比亚大学TOW数字新闻中心已经记录了35家报社的迁移，并且这一数字仍在上升中[9]。新闻工作者对于新闻室的搬迁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持反对态度，认为旧址代表着新闻业的传统，离开就相当于主动抛弃了自己的传统；另一种则持赞赏态度，认为新地址预示着新希望。不过对于报社是否可以搬去郊区，新闻工作者的态度较为一致。他们强调留在市中心的必要性，不仅在象征意义上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因为新闻网的设置，也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如果因为远离新闻源导致新闻报道不能及时跟进，更无法维系报纸的权威性。厄舍认为，新闻室的迁移对记者和公众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记者不能适应，新闻室仍旧被怀旧的氛围笼罩，他们也许不能像以前一样提供重大而新鲜的新闻报道，也将失去其在城市新闻系统中的重要地位，也最终会影响公众能从传统新闻业那里获取到的新闻类型。随着新闻机构的衰落，公众也许会对报纸失去兴趣，并忘记其在共同体中曾经发挥的巨大作用[10]。(www.xing528.com)
第三，从报纸停刊的角度。卡尔森（Carlson）以“范式修补”（paradigm repair）为核心概念对两份因经营不善而关闭的失败报纸（failed newspapers）在最后一期所引发的新闻界的讨论进行了研究。作者发现，新闻共同体把两份报纸的关闭界定为一个危险信号，这不是两份报纸的个体失败，而是报业坚守的新闻范式正在遭到在线新闻的挑战，需要通过二级修补（second-order paradigm repair）来保卫它的核心价值[11]。卢恩戈（Luengo）对一份停刊纸质版而专注于新闻网站的美国报纸进行研究后认为，这种转变放弃了报纸对深度、准确和原创等价值的坚守，而是以煽情报道迎合增加流量的需要，对新奥尔良的记者共同体和市民共同体都构成了威胁[12]。吉莱维茨（Gilewicz）对四份失败报纸在最后一天刊出的内容进行了研究，其中两家关闭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两家关闭于2009年。记者们运用集体记忆来勾连他们工作的意义，具体运用了两种技巧：一种是回顾式记忆（retrospective memory），“制造”他们报纸关闭在当下的意义；一种是前瞻式记忆（prospective memory），强调他们的工作为何以及如何在未来仍然得到纪念[13]。
尽管切入的角度有所不同，但上述三类研究的研究思路共同使用了一种文化阐释视角，通过强调新闻业的文化建构来“制造意义”[14]。如果说，新闻人的流动和新闻室的迁移只是间接地表明了报纸危机的存在，那么报纸的停刊则是一个直接的衰退信号。报纸杂志停止出版在国外已是司空见惯，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失败的新闻媒体退出市场是合乎经济规律的商业行为。只不过，在新媒体技术的强烈冲击下，失败报纸的出现又有了新的文化意涵。而在中国，报纸停刊不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无论是停刊的原因还是停刊的后果都有显著不同，为我们透视中国情境下的报业危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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