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工作在新闻职业话语研究中的边界作用

在不少口述者看来，《南方都市报》的人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其他报社的人一般称呼该报为“南都”，而都市报的人则只会叫自己“都市报”，似乎天底下只有他们自己一家叫“都市报”一样。当记者们在集体记忆中将《南方都市报》塑造为一家与众不同的报纸时，势必要与过去、与同行进行比较，并为此划出一定的边界。边界工作的概念最初被用来研究科学家如何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建构边界，新闻学研究则借用这个概念着重讨论发生在新闻业内外的危机或挑战^[29]。根据这些口述者们的回忆，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看，《南方都市报》孕育、发展、壮大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确立和巩固边界的过程。很多回忆往往围绕具体的事件、报道、人物、现象等展开，涉及何为好新闻、何为正确的新闻实践、何为恰当的新闻规范等新闻实践中的基础问题。

第一，在市场化与非市场化的办报方式之间划分边界。《南方都市报》在创刊伊始就被贴上了市场化的标签，其目标主要是立足广州、参与竞争，扩大南方日报社的城市阵地，成为继《南方周末》之后的创利大户。此前广州的报业竞争以三大报为主，虽然激烈却并不是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而是传统的计划经济的产物，导致那时的媒体管理者和新闻从业者也并没有多少市场化办报的经验。程益中认为，《南方都市报》在发展的早期遇到的困扰具有历史的普遍性。“当时没有现在的企业观、投资观、发展观，甚至财务部门连财务预算都没有，延续了老的南方报社事业单位的形态，而不是一个现代企业。”因此，在每年亏损七八百万时，出现这样的言论并不令人意外。“当时很多部门的负责人质疑说，《南方日报》活得好好的，现在突然亏钱去办一个新报纸，搞这么一件事干吗？南方报业的领导在一些骨干会议上也会遭到当众质疑。”

除了需要处理内部的复杂关系外，还要应对来自外部的竞争和排挤，其中最大的一次危机就是2001年5月9日的深圳封杀事件。李民英的口述史中集中回忆了此次封杀事件的来龙去脉。他在2001年5月8日上午得知深圳两报联合邮政报刊发行局，在9日要封杀《南方都市报》，不允许在它们垄断的报摊零售《南方都市报》，让《南方都市报》从深圳零售报摊消失，甚至组织了稽查队上街检查。8日下午，李民英赶到深圳约见邮局负责人被婉拒，晚上报贩头们向他具体介绍了开会的内容。第二天，封杀真的开始了。没想到的是，《南方都市报》当天的报纸不是卖得少了，而是卖得更多，发行量大增。报贩把《南方都市报》藏起来偷偷卖，深圳的读者听到南都被封杀的消息后抢着买，一下子就抢光了。接下来被封杀的日子里，很多读者甚至主动到南都深圳办公室，要求义务帮《南方都市报》卖报纸。那段时间，深圳连水果摊都在卖《南方都市报》。此后的事实证明，封杀事件反而意外地为南都提供了一个跨越式发展的机遇，以至于李民英开玩笑说，深圳的竞争对手封杀《南方都市报》，客观上成就了南都，它们确实是南都发展的“大功臣”。

王跃春当时担任南都深圳记者站的采编负责人。她记得5月9日获知南都被封杀的消息，只用了半天时间，就做了6个版的专题“深圳有人悍然封杀《南方都市报》”。第二天又做了11个版多。“整个专题的采访是我组织安排的，花了半个小时写了采访方案，布置给所有深圳记者站的记者，大家的执行力超强。”多年以后，王跃春对当时的新闻操作方式也有反思：“事隔十多年回头看，以这样的方式来做报道，确实谈不上专业，但对于一张市场化的报纸，在一个如此奇葩的市场，以这样的方式高举高打，是正确的、唯一的迫不得已选择，‘一役拿下一城’也是必然的结果。”不过，对于当时的《南方都市报》来说，将报纸自身作为新闻主角呈现在报纸版面上并不会感到不妥，事件的轰动性具有足够高的新闻价值，能够吸引读者的关注就是好新闻。

在创刊早期，为了迅速打开市场，《南方都市报》在新闻操作方面采取了市场驱动新闻学（market-driven journalism）的运作模式，大量刊载社会新闻、暗访新闻，制造轰动效应，一度被戏称为“小报”。一个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从1997年4月3日起，《南方都市报》连续12天在头版推出《变性丽人的情爱悲歌》。这篇报道的作者是1997年加入《南方都市报》的记者谭智良。他在口述史中回忆说，初到南都时没有条线，走投无路之际想到此前混迹江湖颇认识一些人物，经分管采访部的副主编朱德付同意，写下了长篇纪实作品《变性丽人的情爱悲歌》。“这篇文章在南都连载十多天，引起了轰动，内部也引发了争议，说这怎能算新闻？记得程益中和当时的责任编辑庄慎之还写了回应质疑的文章张贴出来。我第一次知道他们的字很漂亮。主管发行的谭军波也是支持者，他甚至在连载结束后安排出版了8个版的特刊，把文章一次性完整刊登，据说卖得很火。”(www.xing528.com)

第二，在专业与非专业的新闻操作之间划分边界。2002年7月22日，宋慕新第一天上班，“顶着炎炎烈日，又淋着瓢泼大雨，采访一天，写了3 000字，第二天见报，却只有700字的一条小稿”。他一度认为这条稿件的编辑卢斌实在过分。不过，等他在南都完成自己的“重新社会化”后，他的做法与卢斌如出一辙。“等我后来做了编辑，把新记者两三千字的车祸稿改成300字的图片报道。”“这一切，都是南都的新闻价值观所决定的，足够重要的稿子，如陈峰、王雷合作的《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报道两个整版也不嫌多，但可以几句话说完的事情，真的就不允许啰里巴嗦。”甚至看似不起眼的娱乐新闻、社区新闻，南都也展现出独有的特质。据曾光明回忆，“1999年的时候，中国内地娱乐新闻还是惨不忍睹的。我把全球各地的网上消息往版上一放，立刻领先不少。最夸张的一次是我看到《广州日报》的娱乐版把我两个多月前翻译的一篇新闻照样登了出来。一般的海外及中国港台地区新闻，我们领先同城的报纸一个礼拜左右，而且我们开始做专题了”。社区新闻的负责人范春柏每天担心的不是版面富余，而是稿件太多版面不够。南都的社区记者均匀分布在广州市区，“从接到报料到骑车到现场，就几分钟的事情，‘敌报’的记者乘采访车或的士到达时，现场毛都没有了”。

这样的专业素养也体现在不同记者回忆的采访经历中。创刊初期，由于缺乏足够的知名度，采访资源十分有限。刘庆的主要工作就是要说服采访对象接受采访，先介绍《南方都市报》，然后开始进入当天采访的主题，结束采访的时候主动申请把带来的报纸送给周围的人，而且反复叮嘱他们仔细阅读报纸。“我知道很多人接受的时候是敷衍的，但我是有底气的，我相信只要他看一下，一定会被吸引，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与其他报纸的确非常不同。这种不同来源于我们新的新闻理念，来源于我对新闻最本质的追求。当然这种底气更来源于每天都充满我内心的工作激情，而这种激情是《南方都市报》给我的。”宋慕新加入《南方都市报》后的最初两年做社会新闻记者，“整天像疯狗一样四处狂奔”。2002年11月16日，番禺油轮起火爆炸，全城数家报社记者，只有宋慕新一个来自武术之乡的人翻墙进入现场，并在后来紧贴着现场办公的广州市副市长一起听取救援汇报。“然而他们都讲白话，活脱脱把我听成了白痴。几乎带着哭腔追问人家说什么时，身份露馅被警察抓走。”正是因为这种搏命精神，“南都社会新闻的张雨、王雷、陈实、林韬和我，被同行称为南都社会新闻的‘五虎’”。方常君曾在东莞驻站了10个月，“却是记者生涯中经历最惊险的时月。由于之前的厚街塌楼事件真相被南都揭露，致使主政官员下马，本就相当排外的东莞更加抵触南都，我们的工作就更为艰难”。她回忆了采访某建筑工地发生脚手架垮塌事件的经历。接到报料后，她便只身前往采访，一进镇区就有身穿“义务治安员”黄马夹的人上前阻挡并意欲搜身，后被带到当地公安局，亮明南都记者身份后，与对方持续了一下午的谈判，仍未获准采访。幸运的是，“摄影记者韩一鸣机智地突破了防线，在离事故现场不远的地方拍到了现场图片，发回了图片报道，保证了南都在重大新闻事件上不漏稿、不掉队”。其他南都记者也经常遇到这类现象，后来他们才知道，南都记者至少在东莞7个中心镇区都是被“挂号”的。

第三，在正常与不正常的媒体功能之间划分边界。程益中在撰写办报纲要时就要把南都打造成一张“能够在一个地区的政治生活中充当重要的舆论监督角色的报纸”。《南方都市报》逐渐从早期的都市“小报”走向了有很强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严肃报纸。许多口述者在回忆自己与南都结缘的原因时，都表达了只有在这里才能真正做新闻的成就感。他们对南都新闻文化的认可，潜在地对与之相对的新闻文化表示抗拒。1999年年末，供职于深圳本地一家媒体的王跃春下决心要换一份工作，她对这份工作的构想是，“一份真正做新闻的报纸”。当时她被这家报社派到罗湖区做驻站记者，“独自一人，拥有一间很大的办公室，舒适、自在但毫无激情”。在王跃春下班回家必经之地的一个报亭，她开始逐渐留意到《南方都市报》的表现，当时在心里想“这份报纸若在深圳驻站该有多好”。不久，南都在深圳设站，她马上拿着招聘启事，到广州去找大学时的好朋友，然后通过当时的《南方都市报》摄影记者王景春递上了自己的求职材料。面试只有10分钟，主考官杨斌告诉她：“你被录取了。”王雷在加入南都前在几家报社工作过。他回忆说：“当时我还是一个新闻新兵，但打心眼里经常和业界主流做抗争。虽然每月稿费刚够果腹，但从没把赚钱当作首要人生目标。后来有一个词描述这种状态，叫情怀。我的情怀是：当中国最好的记者。”只有在南都，他才找到了安放情怀的地方。在深度新闻部，他的第一篇报道是吉林省松原市官员带薪下海，第二篇是与陈峰合作的《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南都奉行的新闻观念吸引了不少人放弃原编制、职位而加入南都。2002年4月，方常君从贵州来到广州，已经通过了《广州日报》的面试却仍心有不甘，直接找到《南方都市报》。副主编杨斌面试时问她：“为什么要放弃正式编制？”她的回答是：“因为我在体制里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觉得有些害怕和无奈；我喜欢折腾和挑战。”创业期的南都为类似不甘于陷入庸常状态的记者提供了舞台，“南都那时候的企业文化有这样的特质：你心生惰意都会有负罪感。刚想歇口气，领导们都能察觉，‘啪啪’又给赶两鞭子”。跑突发新闻的宋慕新很快感受到工作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各种不适，但他依旧搏命采访，“主要的动力估计还是来自我老家水泊梁山的那种英雄气，正如我在每一个采访本扉页上写的八个字：替天行道，为民请命”。来自不同地域却怀有类似新闻观念的记者不断加入南都，在受到南都组织文化的熏陶时，也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南都组织文化的形成。周皓回顾他在南都的7年就坦言，“它让我能分得清善与恶，多少有了一些家国天下的情怀”。

尽管许多口述者的记忆叙事都在从事着一定程度的边界工作，但随着《南方都市报》自身的发展，不同时期进入南都的记者们对于边界的阐释略有差异。吉尔因（Gieryn）概括了科学家进行边界工作的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扩张（expansion），即通过强调科学家与其他专业人士的优劣对比使自身处于有利地位，从而进入被其他专业或职业占据的领域；第二种是垄断（monopolization），通过给竞争者贴上“假冒的”、“越轨的”、“业余的”等标签将其界定为局外人而逐出专业领域，实现权威和资源的垄断；第三种是保护自主性（protection of autonomy），即将责任归咎于外来的替罪羊而使内部成员免于责任，阻止国家、资本等外部力量的干预^[30]。这三种边界工作的类型也被引入对新闻业的分析，因研究主题的不同而体现在参与主体、实践和专业主义三个不同层面^[31]，并主要以分界（boundary-making）和维界（boundary-maintenance）的形式出现。口述者们对南都的回忆同样主要以这两种形式出现。在南都创刊初期，它是作为报业市场上的“另类”出现的，例如它所奉行的新闻观、市场化的运营方式等都与既有的报业同行有很大的不同，记者们对于这段历史的回忆折射出的边界工作更像是一种对已有模式的“扩张”，从而确立自身作为新兴主体的边界。但随着孙志刚事件报道等一系列重大报道的发表，进入全盛时期的南都已建立起在中国新闻业中的独特地位，记者们对于这段历史的回忆则表明边界工作的类型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保护自主性”的努力，在与市场、政治等外部力量的纠葛中维系自己的“专业”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