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的阐释性记忆共同体

在这28篇口述中，鲜明地表现出两种风格：一种着重于对南都这个新闻组织的生命史的介绍，一种侧重于通过个人的职业生命史的回顾来展示与组织的关联。风格的差异与口述者的身份有很大关系。第一类口述者主要以南方报业和《南方都市报》的领导为主，包括南方报业集团的范以锦、刘陶、李孟昱、李民英，以及《南方都市报》的管理人员程益中、曹轲。除了曹轲外，其余口述者都亲身参与了创办南都的决策过程。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他们往往将叙述的重心放在南都的创办历史上，描述其创刊的原因、过程及其间的历史细节，着重回顾了南都作为一个组织如何发展壮大的过程。第二类口述者以《南方都市报》的一线新闻采编人员为主，他们在不同时期进入南方都市报工作。与前述报社的中高层管理者的回忆相比，一线采编人员更多是从个体的职业经历谈论对南都的回忆，将他们在南都工作的经历当作一段重要的生命历程来讲述。如果说管理人员的回忆侧重于南都这份报纸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的话，那么采编人员的回忆则着重描述各种细节，例如如何进入南都、在南都的光辉时刻以及离开南都等个人职业生涯中的重要节点。尽管在回忆的重点和叙事风格上有所不同，但是由于拥有共同的连接纽带——《南方都市报》，参与南都口述史的记者们构成了一个阐释性的记忆共同体^[28]。这种阐释性表现在，他们不但针对共同的对象——南都——在进行回忆，而且在叙事内容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虽然由于在组织内承担的角色不同，管理人员和采编人员的回忆呈现出不同的记忆重点和叙事内容，却共同塑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报纸形象，在此过程中传达着他们理解的有关自身及新闻工作的意义。

整体而言，经由口述者们的集体回忆，《南方都市报》被塑造为一个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新闻业的媒介范例，其特别之处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南方都市报》被塑造为新闻业市场化改革的典范，不仅其创办的原因来自市场的考虑，而且在办报过程中始终遵循着市场化的办报规律。根据程益中的回忆，“记得是1994年年底，20年前，在《南方日报》总编辑刘陶的亲点之下，我参与了以副总编辑范以锦为组长的《南方都市报》创刊领导小组，关健、张志光和我任副组长”。而根据范以锦的回忆，一开始不是说办一个独立的报纸，而是要办《南方日报》广州版。那时范以锦作为《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分管地方新闻部，部门主任关健提出想搞一个“大都市报——《南方日报》广州版”，“名义上叫的是都市报，听起来名堂也很大，叫大都市报，但事实上它是附属在《南方日报》上去发行”。范以锦建议他们去向当时《南方日报》的一把手刘陶汇报。关健、张志光、刘陶等人就在广州环市东路一家酒馆里谈，后来还出了一个“刘关张煮酒论办报”的美谈。“他们就问叫什么名字好，我说叫《大都市报》吧。因为那个时候河南有个《大河报》，所以我就不假思索地脱口来了个《大都市报》的名字，后来经过多次酝酿才最终确定为《南方都市报》。”关健和张志光开始还担心刘陶不同意，实际上他们希望办一张城市型的报纸来吸引城市读者的想法，正与刘陶做大《南方日报》影响力的想法不谋而合。因此，按刘陶的说法，创办南都“最直接的动因是市场竞争并倒逼我们思考要创办一份主打广州乃至珠三角城市群的日报”。广州是中国报业竞争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广州日报》和《羊城晚报》两家与《南方日报》的竞争给南方日报社造成了很大冲击，《广州日报》凭借贴近性在广州市场有其天然基础，《羊城晚报》则深受知识界、教育界、科技界等领域读者的喜爱。“《南方日报》也在想方设法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占领日益发展的城市读者群，但单靠《南方日报》和一周一期的《南方周末》远远不能适应竞争激烈的报业市场形势，于是尝试用一张全新的都市报在广大市民中打开局面就刻不容缓了。”据范以锦分析，当时出现这种情况是有原因的：

在广州市场，我们《南方日报》原来的地位是非常稳固的，报摊卖得很好，固定用户也非常多。后来《羊城晚报》起来之后，我们《南方日报》就往下掉了；等《广州日报》起来了，我们就掉得更厉害了，在报摊上就越来越卖不动了。但我们又不能把全省的地方丢掉，集中打广州市场。因为我们是省委机关报，我们平时要面向全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占领广州市场靠什么呢？这是我们报社相当多员工在思考的问题，特别是我们报社的领导班子，尤其是刘陶——当时我们的第一把手。他当时是我们的总编辑，经常思考《南方日报》怎样才能不把广州这个中心城市丢掉。

不过，新创报纸办得十分艰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内容上，“你一周才一期，你又不能做成《南方周末》那样，已经有《南方周末》，你不能重复”。另一个是发行上，当时《南方都市报》发行量2 000多份，其中有1 000多份是范以锦拉来的。“我找了顺德一家银行的领导，领导说这份报纸不错啊，所有员工每个人订一份，就1 000多份了。”报纸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正式刊号，所谓省刊号其实就是个内刊，不能刊登广告，在公开征订方面也有问题。李孟昱两次跑到北京去申请刊号，到最后还是没有申请到。后来，不得已停掉了一家报纸《海外市场报》的刊号，让给了南都，此举也在报社内部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作出这一决定的李孟昱坦承，当时的压力巨大：

《南方都市报》由周报改为日报的第一年，我们的压力的确是非常大的，好多中层干部公开讲要“停掉《南方都市报》”。就是社委成员内部也有不同意见，像黄镜棠他就特别不高兴，因为黄镜棠是管《海外市场报》的，他不想停《海外市场报》。幸好当时我和范以锦意见都是一致的，就是比较坚决，要在最困难的时候顶下来。结果三年之内就扭亏为盈了，听说截止到去年（2014年），《南方都市报》累计向集团贡献了20多个亿的利润。

第二，《南方都市报》被塑造为专业新闻范式的典范，不仅在报业市场上取得了经济层面的成功，还因其不断在新闻业务方面的创新而在公共舆论市场中扮演着相当活跃的角色。这一定位与报纸创办人的思路有着密切关系。时任《南方日报》文艺部编辑的程益中奉命参与新报纸的筹备工作，他负责的工作是研究全国各地的都市报、晚报，对全国的报纸改革和市场化的方向做充分的前期调研，并写出了他至今仍觉得很得意的办报纲要，“因为这份纲要奉行了报纸及这个行业的基本常识和宝贵经验”。(www.xing528.com)

我希望新创办的《南方都市报》不单是一份通俗的，或者是说市场上受欢迎的市民报，而是想让它成为能引领时代的、转型期中国必不可少的、旗帜性的读本，能够在一个地区的政治生活中充当重要的舆论监督角色的报纸。因此，我在写《南方都市报》的办报纲要时，还写了比较详细的未来规划，如五年规划：第一年解决“有与无”的问题，第二年解决“生与死”的问题，第三年解决“上与下”的问题，第四年解决“大与小”的问题，第五年解决“强与弱”的问题。而最后是我们可不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报纸。

在这个过程中，2003年对孙志刚事件的报道《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是充分体现上述办报纲要的一次关键事件。孙志刚事件报道是记者陈峰在“西祠胡同”BBS上偶然看到的新闻线索，但他当时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发表的报道。根据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他习惯于先去衡量一个报道的风险，而不是这个报道的新闻价值。采写过程始终得到了报社领导的支持，没有人说过这样的案件不可以报道，只是要求记者一定要采访扎实，用事实说话。2003年4月25日，报道一经刊出就引起巨大轰动。由于此后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这起事件也被塑造为中国新闻业的一个“神话”。

除了为南都带来巨大职业声望的孙志刚案报道及其他深度报道外，南都开设的网眼版也颇具影响力。这是南都当年新创的一个版面，主要报道网上发生的新闻或者说线索来源于网络的新闻。王星是南都网眼版的第一位责任编辑。根据他的描述，虽然当时也有其他媒体开设了类似版面，但南都的投入最大：一是版面是比较黄金的A1叠封底，除非有整版广告，版面都固定在这个重要位置；二是人力，网眼版的主力记者都来自深度新闻部，是业务能力比较强的记者。当时的深度新闻部主任陆晖为网眼版定下了走舆论监督路线的总基调。“我们建立了一套网眼新闻的采编模式，行之有效，大家做得很开心，做出了很多独家首发的好新闻。每到各大媒体年终盘点年度十大有影响力的新闻，有时候有五条以上都是南都网眼版首发的。”《南方都市报》在包括调查性报道、网眼、时政新闻、新闻评论等各个领域频频发力，这些都是南都在迈向主流大报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新闻产品。

第三，《南方都市报》被塑造为新闻业的“圣地”，吸引着来自各地的新闻理想主义者前来“投奔”。2002年，陈峰第一次加盟南都，在区域新闻部做了一个月的时政记者就回河南老家了。2003年第二次进南都，加入深度报道组。当时他已经是家乡《郑州晚报》的副总编辑，到底要不要辞职再次南下，非常纠结，直到一位好友对他讲：“如果你还想写点拿得出手的报道，就去吧。”这句话点醒了陈峰，“我已经年过30了，如果这次不走，可能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与陈峰类似，一大批新闻从业者加盟报社。2002年夏天，宋慕新离开《齐鲁晚报》，“投奔”初享“报界黄埔”盛誉的《南方都市报》。他从广州赶到深圳记者站接受分管《南方都市报》新闻中心的副主编杨斌的面试。在展示了一摞调查作品、谈了五六分钟后，杨斌就说明天来上班吧。入职之顺利让他有种不真实的感觉，与他此前在山东老家的经历完全不同。“从《山东商报》跳槽到《齐鲁晚报》，那可是参加了海选、考试、复试、面试、见习，一路肉搏厮杀，脱了几层皮才进去的啊。”如此轻松踏进广州大道中289号大院，让他半信半疑、暗呼有诈，“后来才渐渐明白，《南方都市报》当时用人的方略是宽进严用，大浪淘沙，残酷磨砺，受不了的不必解聘，自然会走人”。与之相比，王雷回忆的被录用的细节显得更为“草率”。2002年6月，他来广州前两天接到一个电话，被问了三个问题，对方随即让他到广州来一趟。这三个问题是：你的人事档案在哪？有传染病吗？什么时候能来广州？王雷正处于欲投身新闻事业却无门无人脉的阶段，这时《南方都市报》副主编杨斌给他打电话问了三个问题，“机会来得如此突然”。

创办早期的《南方都市报》在管理风格上还显得十分粗放，看似随意的进人方式却显示其不拘一格的用人之道。用宋慕新的话说就是，“南都当时正处于全面上升期，广发英雄帖，网罗了各路鬼神精怪”。南都虽然立足于广州本地，但其用人策略却是极具开放性的，吸引了很多来自其他地方的新闻理想主义者。有不少人舍弃了在他处的工作，义无反顾地投入南都的怀抱。2002年，已在一家报社做到中层的范春柏从中国的最北端来到广州，“从报纸的中层到普通编辑，从见过点世面的记者变成吃大排档的普通编辑，我很开心，终于不用活在别人的眼光里了”。宋慕新、范春柏、陈峰、王雷等人在2002年左右加入南都时，报纸只是初步奠定了在都市报中的领先地位。但到2007年周皓加入南都时，“南都彼时已然名声在外，报社内外，满是传奇的人和事儿”。“进报社的时候战战兢兢，总觉得这里是新闻的圣殿。刚开始很努力，可还是遭遇了很多批评，有的说文本不够好，有的说没有立意，有的说采访不够扎实，很多批评让我更加惶恐”。2008年他去采访汶川地震，冒着生命危险从汶川县城走了60公里山路进入映秀，部门主任看了稿子说写得跟游记似的，很不好，“请警醒”。这样的批评看似很不近人情，但南都就是这样一个“视业务为生命”的地方。虽然许多参与口述史写作的记者已经离开了《南方都市报》，但在这里工作的经历被他们当作一段重要的人生经历而感念。周皓的评价是，“回顾在南都的7年时光，还算没有辜负”。陈峰也感慨说：“作为记者，能有这么一段经历，能在南都发展最辉煌的时期同行那么一小段时间，确实不能奢求更多了。”方常君也说：“离开南都，却时时心有牵挂，因为那是我青葱岁月里抹不去的生命痕迹。”

这些口述者们在不同时期与《南方都市报》发生关联，并处在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的不同层级，甚至广泛涉及采编、广告、发行、设计等不同工作岗位，势必会展现出不同的回忆角度和叙事策略，从不同的侧面塑造着《南方都市报》的特别之处。然而，在创刊纪念这样一个特殊时刻，并且绝大多数口述者都已离开了《南方都市报》，他们把在南都的经历作为职业生涯中的一段重要时光。因此，口述者们的记忆工作主要着眼于彰显南都的功绩，回忆也是有选择性的，一些不太吻合庆祝气氛的事情就被忽略了，比如南都早期引人非议的小报风格、2004年南都案等。尤其是南都事件作为南方报业历史上影响深远的重要事件，却只被一位口述者一笔带过，甚至程益中、李民英这样的当事人也绝口不提。这一事实表明，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记忆实践依旧是有限度的。